大汶口文化晚期类型遗址——营廓遗址

一

　　营廓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类型遗址，是迄今为止在虞城县境内发现除沙集乡马庄遗址以外最早期文化遗址，距今约5500年。

　　营廓遗址位于木兰故里----虞城县木兰镇(原名营廓镇，2013年更名为木兰镇)营廓村，距离今虞城县城35公里，距离商丘市睢阳区古城37.5公里，原为虞城县营廓镇政府驻地和营廓集所在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营廓镇政府外迁，营廓集市也随之外迁，现营廓遗址为木兰镇营廓村所在地，仍有1000多名村民在此居住。

　　据1991版《虞城县志》记载：“营廓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1975年、1976年、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3次在此处勘探，发掘出一批石器、骨器、蚌器、陶器和陶器残片。陶器有黑、灰、红、白等颜色，另外还有加沙陶。纹饰有划纹、方格纹、篮纹、绳纹、附加堆纹及磨光等。在遗址北部东水塘坡断层中，采集到两片彩陶片，为红衣黑彩条带纹饰，反映了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风格与特点。另外还陆续发掘出墓葬、房基、灰坑、夯土及铜渣等。经专家认定，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类型遗址，并延续有龙山文化和商、周、汉、唐、宋直到现代，是多种文化层的堆积。”

　　营廓遗址多层文化堆积同时存在，说明五千五百年以来，这里从未间断过人类活动。

　　“据考证，营廓遗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有火神庙、地藏庵、建吉寺、三义阁、泰山庙、李银观等6座庙宇，现遗址处仅存1座4米高的台基。台基上原有‘建吉寺’古寺庙的房屋数十间，后多数建筑物被毁，现存清代面阔3间的两层堂楼一座，另有新建东西偏房及南楼若干间”。

　　198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将营廓遗址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点保护范围约240000平方米。保护范围：东西向是自西水塘西岸向东，宽度为275米，南北向长是从凉水塘北25米处向南至原营廓镇供销社南墙，重点保护区四周各外护38米，为一级保护区。

二

　　营廓遗址是昔日名镇营廓镇政府原址的一部分。营廓镇是一座古镇，有千年的建置历史。古镇原有营廓古城，营廓遗址就坐落在营廓古城的北半部。至于营廓古城修建于何时，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其修建年代，但在营廓古城遗址曾发现多座汉代墓葬。

　　在写这篇文章时，笔者曾经多次到营廓村进行走访，根据该村村民李洪亮等80岁以上的几位老人对营廓古城的原貌及传说的回忆，进行了如下整理：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营廓古城还是一座完整的城池，当时城区面积比现在的营廓遗址面积大，但小于现在的营廓村村盘面积，有完整的城墙、城门和护城河，1958年以后，城墙、城门、护城河及城内的庙宇陆续被毁。

　　营廓古城在没有被毁之前，其形状基本呈椭圆形，地势中心高，四周低，像一只静卧的乌龟。城墙为夯土墙，宽度约10米，高度约5米，在抗日战争后期，李洪亮老人当时只有十几岁，曾跟随大人在城墙上放哨值守，对古城墙的结构和布局印象深刻。

　　营廓古城设南门、东门、西门和西北门，没有设北门，现在的北门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通的。南门通往亳州，西门和西北门通往商丘古城和虞城县城，东门通往永城和夏邑。

　　城内有南北街一条，东西街两条，其中一条东西街在南门里拱桥北侧向西，另一条东西街基本在古城中部，通东西两座城门，但东街和西街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东街在北，西街在南，两条街南北相距约30米。南门、东门、西门均有门楼，只有西北门没有门楼，是个豁口。

　　城墙内有内河环绕城区，城墙外有两道平行的护城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村里打机井需用砖，一时无处可寻，就拆除吊桥基础上的砖用以砌井，拆除时发现有两座相连的吊桥基础，以此推断城外有两道护城河。环绕城墙，四座城门外的护城河上均设有吊桥。南城门里东侧，紧靠城墙遗址是“白衣堂”寺庙遗址。正对南门是一条穿城的南北大道，也是唯一贯穿古城南北的大街。

　　“白衣堂”遗址向北沿南北大街两侧原有民居，两侧民居后方分别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内河河道。紧靠民居北侧的内河河道上有一座南北走向的砖砌拱桥，拱桥北侧向西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街道两侧均有房屋。这条东西街在两头各设一座厦拉门，两座厦拉门同时关闭后，街道便被完全封闭，每当遇到战乱或兵匪抢掠，城中富人就躲进这条街避难。

　　营廓古城有“四门五厦拉”之说，此种说法与古城南门里西街的两座厦拉门密切相关。四门是指营廓古城的南、东、西、西北四座城门，五厦拉是指南厦拉门、东厦拉门、西厦拉门以及古城南门里西街的东西两座厦拉门。

　　营廓古城还有“龟腿”被烧掉之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位于古城外西北角建有两座石灰窑和一座青砖窑，因烧窑需要大量黏土和石材，所以，当地居民便将城墙的夯土挖掉用于烧制青砖，石材制品(石碑、石像等)被砸碎用于烧制石灰，从此，失去城墙和吊桥的营廓古城便没有了乌龟的形状。

　　现在，位于营廓古城遗址西北角有一所小学，名称为营廓小学，在这所小学的后院有一座4米高的土台，属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村民们称为“营廓台遗址”。

　　营廓台遗址是营廓古城的最高点，台高约4米，夯土而成，呈梯形。该土台南侧正中有一条阶梯状的水泥路通往台顶，可以顺着水泥台阶拾级而上。

　　台上原为古庙“建吉寺”的主体建筑，现仅存堂楼一座，为清代建筑，青灰色，砖木结构，面阔三间，两层，门窗为拱形。

　　堂楼一层的东西间前墙正中各有一个木质小窗，中间一间是入室门，入室门是两扇木门，为砖红色，在入室门口正上方的二层前墙处有一个木质小窗。

　　室内一层正中供奉着太上老君神像，神像前有香炉一座，靠东墙有一座木质楼梯，可以通往二层。楼梯因年久失修已禁止使用，二层被封闭。

　　1943年，该楼曾被国民党军烧毁房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政府投资将房顶重新翻修。

　　据营廓村村民介绍，“建吉寺”古庙原有建筑规模较大，以营廓台为中轴线自北端向南依次建有大殿、配殿、钟楼、东西廊坊等房屋上百间，住寺和尚有数十人。千百年来，每年农历十月二十日都要在“建吉寺”逢庙会，大量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到此朝拜太上老君。

　　每年的古庙会都盛况空前，热闹非凡，带动了营廓古城的繁荣和昌盛，营廓古城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贸易和文化中心。

　　营廓古城的中心地位吸引着大量的城外人前往，这一现象也让营廓古城的居民倍感荣耀，有些城外人为了能获得这样一份荣耀，还专门冒充营廓人。至今营廓村仍然流传着一个当年用于识别真假营廓人的传说。

　　据说，为了验证真假营廓人，就有了“营廓镇上的狮子有几个牙(四个牙)、石轱辘(石鼓)上有几个钉(十二个钉)、三山夹一井的说法(三个屋山夹一口井)、建吉寺的石狮子断了哪条腿(东侧腿)”的拷问，如果是答对了，证明是营廓人，答不对的，便是冒充者，会被人耻笑。

　　营廓台遗址又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现在，营廓村村民几乎人人都能讲出一段关于营廓台遗址神秘故事的传说。

　　传说一：营廓台会自动增长。相传古时候，在一天的天亮之前，一位卖豆腐的商贩经过营廓台，朦胧中，看见营廓台在自动增高，他出于好奇，屏住呼吸，睁大眼睛，静心的观看，眼瞅着营廓台“蹭、蹭、蹭”地往上长，突然，一阵鸡鸣狗叫，像是被响声惊住了，营廓台就立即停止了增长，从此，营廓台便高若峻岭。

　　传说二：大蟒蛇俯身饮用营廓台遗址古井水。现在，营廓台上仍保留着一口古井，深不见底。传说在很久以前，曾经有人路过营廓台，看见一条大蟒蛇，尾巴搭在“建吉寺”大殿的屋脊上，头伸在井里喝水，路人见状，大惊失色，大蟒蛇听到动静，瞬间便不见了踪影。

　　传说三：营廓台古井 与“白衣堂”古井有暗河相通。据说，营廓台上的古井与营廓古城南门里“白衣堂”寺庙的古井之间有一条相通的暗河，曾经有人看见鸭子在两古井之间的暗河里来回游动。

　　传说四：“营廓台上的建吉寺曾经是木兰道场”。据村民们讲，营廓台上的寺庙原是巾帼英雄木兰的道场，太上老君云游至此，看见此处四通八达，适合居住，便在此安营扎寨，教化民众。木兰一看自己的道场被别人占领，自然不同意，就和太上老君理论，说自己在先，太上老君在后，不能先来后到，自己在寺庙院门外曾埋有一双靴子，是先到此地的凭据。太上老君听到木兰的辩解，就和她一起到寺院门外认证。

　　通过挖掘，木兰的靴子被挖掘出来，但是在她的靴子下面却埋着太上老君的靴子(传说是老君运用了法力将靴子埋在木兰的靴子下面)，明显是太上老君早于木兰来到此地，木兰见状无言以对，只好到营廓城外的周庄另立道场(现在距离营廓台遗址北约一公里处的木兰镇周庄村为木兰祠所在地)。

　　神话传说自然带有神秘色彩，不足为信，作为圣人的老子更不会违背常理而欺凌木兰并占据木兰的道场，但是，营廓台及其周边的确聚集了很多庙宇，神秘色彩笼罩于此也不足为奇。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明，老子被营廓人供奉膜拜的时间要早于木兰，营廓台遗址作为营廓人的精神祭坛，最早供奉的神人应该是老子(太上老君)，而不是木兰。

三

　　目前，营廓遗址已被营廓村村盘所覆盖，营廓村的地形仍呈椭圆形，地势仍是中心高，四周低，似龟背，村盘四周隐约可见城墙、城河遗迹。

　　营廓村盘中心，一条长约1.5公里，宽约4米的柏油路贯穿南北，东西走向道路约1公里，路面狭窄。村内背街小巷没有硬化，大雨过后，烂泥遍地，泥泞湿滑。原虞城县营廓人民公社供销社、粮店等部门的建筑物分布在南北路两侧，已被废弃，其中绝大多部分房屋都破败不堪，摇摇欲坠。

　　在村中心南北路路东是原营廓人民公社供销社的店铺和办公场所，店铺门口和院门口均有一副对联，由水泥制成的大字依然清晰可见。店铺门口的对联上联是“以粮为纲”，下联是“全面发展”，横批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院门口对联是毛泽东主席的题词，上联是“春风杨柳万千条”，下联是“六亿神州尽舜尧”，横批是“为人民服务”。路西是粮店所在地，粮店院门在东南角，面向东南，院内有粮仓及办公用房数十间，由看守人居住并养殖牛羊。

　　在村中心的南北路南端东侧是“白衣堂”寺庙遗址，遗址南北长约17米，东西宽约25米。

　　据李洪亮老人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白衣堂”庙宇遗址仍有大门一座(位于遗址西北侧)，大门东侧有大殿三间，大殿东侧有面阔一间的楼房一座，大门、大殿、楼房均坐南朝北。遗址的西侧有偏房两间，面朝西，当时是粮行。现在遗址的南半部正中建有“白衣堂”寺庙一座，坐南朝北，面阔三间，庙内供奉着观世音菩萨神像。

　　据村民传说，原“白衣堂”寺庙供奉的神像是木兰的师娘，因教导木兰有功而被奉为神明受人顶礼膜拜。现“白衣堂”庙遗址东北角的地上平躺着两块残碑，其中一块残碑只存有上部，已断为三部分，为清朝嘉庆年间立，碑首刻有篆字“壹心向善”，碑文依稀可见“归德郡城东南七十五里营廓镇及重修建吉寺碑记”等字样。另一块残碑只存有右上角，字迹模糊，年代不详，依稀可见“白衣堂”字样。

　　在“白衣堂”寺庙遗址西北角有一口古井，井口已被石板和泥土覆盖，据当地百姓介绍，此处有“三山夹一井”之说(因该井东侧为寺庙大门的西山，南侧为西偏房的北山，西侧为一处民居的东山，所以有“三山夹一井”之说)。

　　营廓小学坐落在营廓台遗址。小学大门坐北朝南，门前是一条东西路，在大门东南方向路南，现仍立有一通面向朝北的石碑，碑身高两米多，碑首刻有“地藏庵”三字，碑文已模糊，仍依稀可见“重修地藏王菩萨大殿西廊山门城隍土地祠碑及始建于万历二十七年、雍正七年倾废、乾隆二十八年重修”等字样。据村民回忆，该石碑之所以能完整保留到现在，源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淮海战役，当时解放军南下在此碑前经过，曾用红色颜料在碑上写有一字作为标记，具体是什么字已无从考证。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营廓遗址的其它石碑均被毁，只有此碑因中国人民解放军留有标记，所以无人敢动，该碑便被保留下来。

　　营廓小学正前方是寺庙“地藏庵”原址，“地藏庵”原址西侧是姑子庙遗址，西南角是老和尚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拆除，拆掉的砖用于打机井)遗址。

　　营廓小学西侧是火神庙原址(现在是一所幼儿园)，火神庙原址正前方是道人观原址(现在是一所民居)，李银观(又称李先观)遗址在现木兰镇政府大门外东南侧(路东)。

　　按照村民的说法，我曾两次跟随李洪亮老人和木兰镇组委陈培标同志徒步环绕营廓村进行实地察看，基本寻找到了营廓古城墙、城门、厦拉门、城河、拱桥和各寺庙的大致位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设施大都被毁。

　　古城西侧的部分城墙基础还能看到大致轮廓，其它城墙遗址都被村民建上房子或者挖成了深坑。古城遗址的东北侧、北侧和西侧的城河痕迹比较明显，西北角有较大探坑，只有“建吉寺”的堂楼和“地藏庵”的石碑被幸运地保存下来。

四

　　本来对营廓遗址的介绍到此便可以收笔，然而，从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像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说清楚，尤其是自从将目光投向营廓遗址后，营廓台、建吉寺、地藏庵、火神庙、白衣堂、李银观、三义阁、泰山庙、太上老君神像等等宗教物象，会时不时地在脑海中重复闪现，迫使自己不得不去考虑它们的渊源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自己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及所查阅的历史文献资料有限，要在较短时间内解除疑虑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当对营廓遗址作了上述介绍以后，便决定收笔，不再深究。但是，自己内心深处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搅得自己心神不宁，坐卧不安，于是不得不将思绪重新拉回到营廓遗址，去理一理营廓遗址与这些庙宇和所供奉的神祇之间的关系。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讲，5500年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年代，如果没有考古结论佐证，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当时的营廓人的生活状态，而科技和考古的结合，让我们的想象有了载体，对古营廓人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也可以姑且大胆设想虞城的先民生产生活的场景。

　　在远古时期，黄河、淮河等大型河流并没有固定的河道，每年的雨季，河水从西部的高原地区向中东部的平原低洼地区肆意泛滥，在中原地区形成大量的沼泽湖泊，当中原文明产生以后，中原地区的古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及能够相对安全稳定地生存栖息，就择高而居，并逐渐形成了居高的习俗，所以，就有了类似营廓台遗址的聚集地。

　　古人之所以择高而居，除了躲避洪水和猛兽的侵袭以满足生存需要，另外至少还有四种需求。

　　第一种是出于对天地、鬼神和祖先的敬仰，在高处筑坛立庙进行祭祀，以满足精神需求。

　　第二种是对死者的尊重，将死者居高安葬，以满足丧葬需要。

　　第三种是为了观天象，总结季节变化规律，用于指导农事，以满足生产需要。

　　第四种是为了保存火种和植物种子，便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

　　说白了，无论是祭祀祖先和神明，还是居高安葬死者，或者是保存火种或粮种，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防止洪水的侵袭，目的是保证给生者一种稳定的生活状态，给神明和死者一个安宁的存在环境。从古到今，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一直得以延续，也说明中原地区自古以来长期深受洪水和河患的侵害。如果辩证地去看待这种文化现象，古人择高而居，实际是一种顺应自然的选择。

　　虞城县所处的区域属于黄淮流域，在洪荒时期，自然会受到洪水猛兽的侵袭，虞城的先民为躲避灾害以及祭祀祖先神灵等需要，同样也是选择以丘、台、岗等高地生活、居住、安葬和祭祀。

　　在清朝乾隆八年的《虞城县志》中，有关于“三冈十八堌”的记载，现在虞城县境内的一些村庄、集市仍在沿用“岗、堌、台”之类的古地名，一些高台遗址处的庙宇祠堂，仍供奉着火神、土地神、龙王等等神明。营廓台遗址的存在，便是古营廓人择高而居，以满足生存需要的很好例证。

　　营廓台遗址虽历经了5000多年风雨的侵蚀和洪水的冲刷，今仍高出地面4米，依然巍峨壮观，它近乎永久性的存在，也充分说明了几千年来营廓人所遵循的顺应自然的生存法则，可以说与古寺“建吉寺”堂楼内供奉的太上老君“清净无为、见素抱朴”的修道理念是相统一的，这种理念既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基础，也是原始宗教思想的源泉之一。

　　从营廓遗址出土的网坠、蚌器和各种陶器来看，5000多年前，虞城县境内应该是地势低洼的地带，这里曾经河流纵横，水域面积广阔，丘陵、湖泊、沼泽相间，水草丰美，鱼虾丰富。

　　在水天泽国之中，虞城的先民选择营廓遗址这片高地作为生活的栖息地。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碧水连天，草木茂盛，动物成群，空气湿润，气候宜人。先民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驯养家畜，刨土耕作，结网打鱼，日子周而复始，岁月生生不息。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在高耸的营廓台上，先民们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天空时而风和日丽，阳光灿烂，时而又狂风暴雨，雷电交加;天晴时，炊烟袅袅，鸟语花香，暴雨连绵时，又是洪水滔天，食不果腹;婴儿的降生时常伴随着亲人的逝去;病魔缠身，洪水肆虐，猛兽侵袭，各种灾害常常困扰着人们的生活。族群之间为了短缺的食物往往刀兵相见，战争不断;虞城的先民们为了生存和繁衍生息，在这片看似宜人的绿洲中，与自然界和各种矛盾冲突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古人在与自然界作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由于对自然现象认识不足，认为万物皆有灵性，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月缺花残和四季更替以及生老病死等等一切自然现象，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配，而这种无形的力量又是人类所无法掌握和控制的，因此，在遭受种种挫折和打击之后，逐渐对天、地、人和动植物以及各种自然现象产生恐惧和敬畏，继而又把天地、祖先、英雄人物以及生殖、动植物作为崇拜对象，以实物或图像为图腾进行顶礼膜拜，幻想臆造出虚拟的鬼神或者把自己的祖先奉为神祇进行祭祀， 希望通过祭拜祈求而得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去抗拒那些不可预知或不可控制的灾祸，以求得幸福安康。原始宗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古人也是在这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下获得心灵的慰藉。

　　在人类文化史上，原始宗教产生于旧石器时代，大约距今20万年至1万年之间，以此推断，在5500年前，营廓遗址也已经产生了原始宗教，至于虞城的先人(古营廓人)当时供奉的是什么神明，崇拜的是什么图腾，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营廓遗址仍有六座庙宇，分别供奉着火神、土地神、太上老君等与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神明，况且，商丘市本身就是火文化的发源地，在距离营廓遗址不足四十公里的火神台西侧，便是人工取火的始祖“燧人氏”的陵寝和祭祀他的庙宇，而这些神明均源自于中国的本土宗教，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与有着5500年历史的营廓台遗址似乎是一种偶合，或者根本就是一种契合。这六座庙宇中，规模最大的是“建吉寺”，供奉的神明是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被道教尊为始祖和宇宙至尊之神。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其立教思想源自于思想家老子(祖籍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与营廓遗址仅相距百里)创立的道家学说，以“道”为最高信仰，主要宗旨是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济世救人。

　　虽然道教是以道家学说为思想根源进行立教，但道教并不等同于道家学说，道教起初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宗教形态，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教团出现，尊太上老君也是始于此时。

　　东汉的祖天师张陵(后来的张天师)设天师道，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后称“太上道德天尊”，称太上老君生于无始之时，无因而起，是万物之先，元气之先。

　　按照道教的说法，所谓“道”，即无始无终，无形无名，无边无际，无师无上。太上老君为大道之主宰，万教之宗元，出乎太无之先，起乎无极之源，终乎无终，穷乎无穷者也。

　　太上老君之所以被道教尊为大道之主宰、万教之宗元，是认为他能化生出无量、无边、无极、无穷、无数的世界，常常分身下界，传教度人，弘扬道法。

　　太上老君常以不同的化身和不同的名字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来教示人类。

　　比如，在伏羲氏时期，太上老君下界为师，号称“五化子”，教授伏羲氏“推归法”，演阴阳，正八方，定八卦。

　　在神农氏时期，太上老君下界为师，号称“大成子”，教授神农氏尝百草，得五谷。神农氏得法后，引领百姓种植五谷果腹，采集百草治病。

　　在燧人氏和祝融氏时期，太上老君下界为师，号称“广寿子”，教授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授祝融氏修“三纲”，齐“七政”。

　　在黄帝时期，太上老君下界为师，号称“广成子”，黄帝曾问道于“广成子”。

　　生活在春秋时期的老子则被道教认为是太上老君的第十八次化身。

　　据《史记》记载，老子出函谷关西去，从此不见踪影。道教认为，太上老君化身为老子，在函谷关留下五千言《道德经》，即出函谷关到西方诸国实施教化。老子化胡的国家和地区涉及80多个，所到之处的民众皆被教化，因此，老子(太上老君)被尊为万教之宗元。

　　老子西去函谷关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相传，春秋末年，老子骑着一头青牛从洛阳西去函谷关。在老子到达函谷关之前，驻守函谷关的官吏尹喜通过观星象望天气发现，在万里长空中突然冉冉升起一股紫气，自东向西缓缓而来，长约三万里。尹喜见状，喜出望外，推断近期必定要有真人到达函谷关。

　　于是，尹喜天天守在函谷关口，等待真人的到来。当双耳垂肩、鹤发童颜的老子骑着青牛到达函谷关时，尹喜便认定老子就是他要等的真人，就极力挽留老子，并请求老子在隐世之前向他传经说道，以给后人留下治世真言。老子盛情难却，在函谷关给尹喜留下了五千言的著作《道德经》。临别时，老子告诉尹喜，要尹喜一千天后到成都的青羊寺和他会面。

　　一千天后，尹喜如期而至，果然见老子骑着一头青牛从天而降。

　　据说，老子在成都的青羊寺度化尹喜成仙，并带着尹喜一起到西域传教，所以，就有了“西域万教都是源自于道教”之说。

　　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又称老子为万教之祖，只能是道教的一家之言，万教是否信服自然另当别论，但是，中华民族对老子的神化和对太上老君的尊崇却是由来已久并持续不断。

　　在西汉初年，汉朝廷尊道家学派为黄老(黄帝、老子)学派，以“无为而治和顺其自然”的思想治理天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国力逐年增强，汉朝子民对老子和黄帝的崇拜逐渐达到顶峰。此时，黄帝和老子已成为华夏民族所共识的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祭祀和崇拜。

　　在唐代，李唐王朝为了美化唐朝皇室，更加推崇老子，将老子尊封为唐皇室先祖，立道教为国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

　　在宋代，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六年，皇室将太上老君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昭告天下，万民顶礼膜拜。

　　在明代，明成祖朱棣崇尚太上老君，投入巨资，在武当山为太上老君的化身“真武大帝”修建规模宏大的宫院。今天的武当山仍是道教徒膜拜的圣地。

　　所以，自汉至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老子的推崇和敬仰都是毋庸置疑，膜拜备至。营廓台遗址的“建吉寺”堂楼内供奉太上老君，可以说是华夏民族世世代代对老子敬仰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的一个标志。

　　至于“建吉寺”修建于何时，太上老君是何时被供奉于此，并被万众顶礼膜拜，以及营廓遗址在虞城县的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我想此时已没有必要再作过多的考证和阐述，只需登上通往营廓台遗址的层层阶梯，去触摸一下那有着5500年历史的文化堆积，仰视一下“建吉寺”堂楼内太上老君神像。或许当你在和太上老君神像目光触碰的一刹那，会深深体会到老子那种穿越时空的感召力和几千年间虞城人民的选择，也能够衡量出营廓遗址在虞城历史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那种沉甸甸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