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孔

　　张宗孔，192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等职。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发动和组织城乡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抗捐斗争。1932年10月1日在领导火神店(现属夏邑县)暴动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

(一)

　　1908年秋，张宗孔生于河南省永城县东北张石桥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7岁时在本村私塾跟其父张文光读书。由于他勤奋好学，天资聪明，仅3年时间就读完了“五经”、“四书”，还阅读了《水浒传》、《说岳全传》、《大红袍》等书籍。对历史上劫富济贫的豪侠，仗义直言的清官，他深表敬佩，赞叹不已。

　　随着教育革新运动的到来，张文光于1918年带头把私塾改为学堂，张宗孔又跟其父在本村学堂学国文、算术、自然、历史等知识。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年代，宗孔在其父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下，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浪潮波及永城后，使张宗孔在思想上开始了新的觉醒，经常考虑如何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等问题。1924年冬，永城县“太丘读书社”的建立，给张宗孔打开眼界，指明了方向。由于他不断到该社驻地一县城东关进步青年赵仁家里，去借《向导》、《新青年》、《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非基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阅读，使之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

　　1928年春，张宗孔考入永城县师范讲习所。入校后，他除努力学习各科知识外，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很多进步书刊。因而，他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理论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得到师生们的好评。中共县城学校支部，便决定把张宗孔作为发展党员的对象来培养。

　　张宗孔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不仅学习更加努力，而且还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宣传活动。他不断和徐文英、崔训诂、赵金铎等同学，晚上秘密到校外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敌人白天涂抹、覆盖后，他们晚上又把革命标语贴上去，搞得国民党当局非常头痛。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张宗孔于1928年秋被党组织接收为中共党员。从此，他就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英勇献身。

(二)

　　1928年10月，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豫东大地。由于河南省委在开封遭破坏，中共永城县委书记蒋一峰在县城被捕，韩子黎、尹公权等人到外地隐蔽。刚入党不久的张宗孔，对国民党当局无故镇压共产党人这一行径无比愤恨，他暗暗表示:只要有党组织在，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我张宗孔一定要战斗到底。

　　1929年春，国民党员、师范讲习所校长刘公干，思想反动，敌视革命力量，迫害进步学生，并克扣学生的助学金来吃喝玩乐，不务正业。因他是国民党派往学校里的爪牙，师生们敢怒而不敢言。而张宗孔，对刘公干的所做所为早就恨透了。为了给师生们出口气，他挺身而出决心拔掉这个“钉子”。

　　经请示党组织同意，张宗孔与徐文英、崔训诂分别串连学生和教职工，广泛收集、整理了刘公干的罪行材料，仿照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给刘公干列21条罪状，放到了刘公干的讲桌上。刘上课时看完后，气得一句话没说，夹起讲稿离开了教室。这时张宗孔站起来鼓动大家说“同学们，刘公干卡我们的油，扣发助学金搞吃喝，不好好抓教学，现在我们给他提几条意见，他不但不承认，反而连课也不上了，大家说怎么办?”早已有思想准备的学生都说“我们上县教育局告他去”。说罢，同学们在张宗孔的率领下，一齐拥至教育局，要求撤换校长刘公干。同学们的要求被县教育局顶回后，激起了师生们的强烈反抗，按照原订计划，在全校采取了绝食罢课斗争。

　　绝食罢课斗争，一连持续了3天。县教育局为了尽快恢复教学秩序，对师范讲习所的问题采取了折中措施:一是根据同学们的强烈要求，撤销了刘公干的校长职务;二是责令少数带头闹事的学生写检讨。否则，以开除学籍论处。这一决定遭到全校师生们的反对，遂又拥至县教育局提出抗议。张宗孔理直气壮地说:“刘公干在学校不务正业，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撤他的职是应该的，我们学生给他提几条意见有什么罪?为啥还叫写检讨?”教育局负责人假惺惺地说“你们要明白，闹学潮搞乱教学秩序是违法的，只要你写个检讨就算完事了。”张宗孔坚定地回答“我们无罪，宁愿肯葛巴草，决不写检讨。”于是，县教育局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了张宗孔的学籍。

(三)

　　张宗孔被开除学籍回家后，党组织通过关系让其到县东北的韩楼小学任教。从此，他就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张宗孔在学校担任五、六年级两个班的国文教学。教学中，他不仅努力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还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结合课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行，大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同时，还不断向学生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刊，让其在课外阅读。因而，有不少学生在作文和日记中评论时弊，表述了个人的政见。由于张宗孔备课认真，讲课通俗易懂，教学质量高，赢得了全校师生们的好评。

　　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张宗孔根据党组织的部署，还致力于党的地下宣传工作，他书写革命标语，编写和刻印革命传单，一干就是大半夜或整个通宵。眼熬红了也不知累，一心扑到党的事业上。书写和刻印宣传品，需要一定的经费，但这笔经费，张宗孔从未伸手向组织上要过一分钱。刻字用的钢板、印刷用的油印机，是借用学校的。其纸张和油墨的费用，全靠自己省吃俭用，把节余的工资用在购买纸张和油墨上。有时不够用时，就以各种理由向父亲要。他父亲张文光心里也很明白，认为宗孔在外边“客”多，花费大，只要提出要钱，从没说个不字，每次都是要多少给多少，啥时要啥时给。就这样，张宗孔克服了印刷中的种种困难，保证了党的地下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

　　1930年6月，由于国民党永城县教育局长期拖欠教职工的工资，不仅给张宗孔的生活造成困难，连党的地下宣传工作也直接受到影响。因无钱购买纸张和油墨，致使印刷工作一度停止。这时，全县小学教员也叫苦连天，怨声载道。对此，张宗孔心里非常气愤，决心要发动全县的小学教员向国民党县教育局开展索薪斗争。经请示县委同意，张宗孔找到几个有活动能力的地下党员朱文华、余振哲等具体研究了如何发动全县小学教员开展索薪斗争的问题。接着，他们带着连夜编写、刻印的“立即行动起来，开展索薪斗争”的传单到各地散发。通过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长期拖欠工资不关心职工疾苦的罪行，全县的小学教师很快被发动起来，按约定时间，于6月初的一天上午，全县教员纷纷来到县城东关杜家营聚会。会上，首先由张宗孔向大家作了动员，他说:“今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小学教员，是办教育兴国的。而国民党县教育局，口口声声高喊着重视教育，可是他们长期拖欠我们的工资，搞得一家老小无饭吃，这能是重视教育吗?没有工资靠什么生活。这不是明明卡我们的脖子吗?大家说怎么办?”与会人员立即沸腾起来，一致表示:大伙都上教育局去，要求补发长期拖欠我们的血汗钱。这时，100多名小学教员在张宗孔的带领下，排着队一路高呼着口号，向县教育局拥去。

　　到了县教育局门口，大家停下来推选张宗孔、朱文华、望克让、余振哲4人为代表，前往局内找负责人交涉。当局长胡太借口无钱补发时，朱文华等毫不退让，声言“如不补发拖欠的工资，就让大家来砸钱柜。”在全县小学教员的压力下，胡太勉强答应每人先补发4元，余额以后补清才算了事。后来，由于县教育局仍继续拖欠小学教员的工资，更激起了全县教育界的不满，遂重聚县城成立了永城县小学教员联合会，大家推选魏捍民为会长，再次向县教育局开展索薪斗争。经过多次交涉、斗争，最后逼走了局长胡太，查封了县教育局的帐目，取得了索薪斗争的彻底胜利。

　　这次索薪斗争的胜利，不仅使全县小学教员的生活得到改善，而且也保证了党的地下宣传工作的正常开展。但更重要的，它使共产党的威望，在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四)

　　1930年9月，中共徐海蚌总行动委员会，派乔庆寰任中共永城县行动委员会书记。乔上任后，在县东北的大崔庄召开了有张宗孔、韩甫康、张文忠、崔训诂等人参加的县行委扩大会议。会上，乔庆寰在听取各地党组织的发展情况之后，针对党的力量在农村比较薄弱的特点，作出了要以农村为重点，大力发展党组织的决策，并决定:张宗孔任中共二区区委书记，负责县东北一带农村党组织的发展工作。

　　会后，张宗孔回到韩楼学校，经和校领导商量，由教两个班级的国文调整为教两个班级的自然、历史，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张宗孔的教学任务虽然减轻了，但革命的担子更重了。他除完成教学任务外，每天都早出晚归，到各地了解情况，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共产党员。于是，找他联系的人越来越多，张宗孔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和便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经请示县委同意，他把联络点迁移到自己家里。这样做的好处是:他家的长工刘三元，是张宗孔亲自培养发展的共产党员，站岗放哨，外出送信，交给三元干比较放心;张家种有100多亩土地，加上他父亲教书的工资，家庭生活比较富裕，“客人”的吃喝费用，可由家庭负担;张家坐落在张石桥村东头，房屋较多，除家属住一处宅院外，南边还有一个独院，是他父亲教书用的，不仅可以安排“客人”住宿，而且出进很方便;其伯父张文雅，忠实可靠，管理着全村的四支看家枪和一支短枪，对“客人”可负责保卫工作。因而凡是来找张宗孔的“客人”，一进到他家都有一种安全感。汇报情况，研究工作，从不避人，有力地促进了党的地下工作的顺利开展。

　　张宗孔自调整教学任务和把党的联络点迁移到自己家里后，每周除到学校上两天课外，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党组织的发展上。南至呼庄，北到薛湖集，西至县城，东到穆楼，方圆几十里内的村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走村串户，日夜奔波，哪村有几个积极分子，谁够条件谁不够条件，他都心中有数。通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到年底，先后发展党员100多人，并在呼庄、刘楼、穆楼、崔庄、韩庄、盛营、陈集等地建立7个中共支部，壮大了党在农村的革命力量。

　　1930年冬，正当党组织健康发展之际，中共永城县委由于在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不断号召和组织地下党员与积极分子，举行“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均遭到国民党县警的镇压。在县

　　中学，国民党县警逮捕了学生(地下党员〉曹铨、张心鼐、尤其俊;师范讲习所逮捕了刘汉三、刘晓五，郭卫城因外逃未归宣布为“赤化分子”被通缉;在县东关小学，还逮捕了教员余振哲。次年1月，县委书记乔庆寰，由于叛徒告密，在县城策动国民党士兵哗变时被捕。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县城，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1931年2月，徐州特委任命张宗孔为中共永城县委书记。郭子化为组织部长、李觉民为宣传部长、刘屏江为委员。

　　1931年5月，张宗孔在县北的薛湖学校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在听取各基层党组织整顿情况之后，县委强调:要以薛湖、韩庄为中心，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并决定:小山子区委合并于区薛湖区委，由郭子化兼任区委书记。会后，郭子化以行医为掩护，先后在邵常庄、火神店、山城集等地发展党员，并建立了3个支部。到年底，县委下辖2个区委、1个总支、19个支部，全县党员发展到300多人，在城乡初步形成了一支革命的骨干力量。

(五)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扩大，中共永城县委领导城乡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向国民党当局开展抗捐税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有力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31年秋，国民党为了搜刮民财，不顾市民的死活，强行向县城小摊贩每月增加一块大洋的税金。对此，摊贩们叫苦连天，极为不满。县委听到市民的呼声后，部署县城各党组织，要立即发动市民向国民党当局开展抗税斗争。女子小学和师训班的党组织，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家住县城的学生曹炳衡(地下党员)等人，首先发动了县政府门口一家比较大的摊贩张八。通过张八又发动了很多小摊贩。加之县城各校党组织又在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声援的标语，全城的小摊贩很快被发动起来。一天上午，摊贩们在张八的率领下，一齐拥至县税务局门口，高呼“反对苛捐杂税，我们要活命”等口号。并强烈要求“如不取消增加一块大洋的税金，我们就坐在税局不走，实行全城罢市。”经过多次交涉，在群众的压力下，县税局被迫答应取销了增加的税金。之后，县城党组织又发动奶妈要求增加工资、打卖水的要求提高水价和女佣人要求反对虐待等斗争。这些斗争的胜利，由于得到市民的拥护和称赞，更加鼓舞了地下党员、积极分子的斗志，他们表示:今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定要把党的地下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1932年5月，正当罂粟吐艳，农民们期望着鸦片烟丰收，贫困的日子能够缓和一下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派专人下乡查看烟苗，强行增加种植鸦片的税金。这一行径，立刻遭到全县农民的强烈反对。县西丁陈宝楼村农民丁保会，对官府加重烟税而心中不平，顶撞了查烟苗的恶吏，被官府以“犯上作乱”之罪逮捕入狱。县委书记张宗孔了解这一情况后，于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薛湖学校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发动全县农民开展抗烟税斗争的问题。会后，向徐州特委作了汇报。特委批准后，县委成员各自带着已刻印好发动群众用的标语、传单等宣传品，深入到各地协助基层党组织做发动群众的工作。通过揭露国民党任意加重烟税、残酷剥削农民的罪行，很快在全县组成了以共产党员、积极分子、“穷人会”会员为骨干的农民抗烟税大军。在充分做好准备的基础上，于7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各路农民大军手持大刀、长矛、木棒等，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当农民大军包围了县城时，国民党永城县大小官员，惊恐万分，紧闭4门。东路农民为了破门进城，先用油锤砸，后用大木桩向城门上猛撞，不大一会把东城门撞个大窟窿。东路农民在盛税堂等人的率领下，首先包围了县政府大院。当了解到国民党县长熊文煦、早已坐着汽车从西城门逃出绕道藏在城东北角的崇法寺时，他们带领农民又包围了崇法寺大院，搜出县长熊文煦。经派代表交涉，熊县长在全县农民的威逼下，被迫答应取消了全县农民的大烟税。不久，熊县长因受进城农民的冲击，被惊吓得病而死。

　　这次抗烟税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广大农民扬眉吐气，生活得到改善，一致称赞共产党好。其政治影响之深，在全县是前所未有的。

(六)

　　1932年8月，当鄂豫皖红军反击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已打到固始县的三河尖时，中共徐州特委在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下，认为第二次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刻行动，组织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举行暴动，发展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迎接红军的到来。并决定:将萧县、永城二县划为一个暴动区，组织武装暴动，创建红苏区。

　　9月，张宗孔根据特委指示，在县东北的秦双庙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萧县县委书记兼萧永暴动大队队长朱大同参加了会议，具体研究了如何搞好武装暴动的问题。会上，张宗孔首先指出“摘枪杆子发展革命武装，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上次抗烟税斗争，如果我们有枪杆子，苏维埃红色政权就可以马上建立。现在，我们所以还得与敌人周旋，就是因为没有枪杆子。从当前革命斗争的形势看，搞武装暴动刻不容缓。如果能把韩庄、陈楼、火神店3个寨子的枪搞到手，拉起一支革命武装就有基础，否则将一事无成。”接着，朱大同提出“为了扩大暴动队伍，可以吸收倾向于我们的土匪参加暴动。”郭子化根据安徽省泗县农民暴动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暴动不能暴露党员身份和暴动不能与土匪相结合”的建议，当场被朱大同、张宗孔等批评为“不认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红军的伟大力量。”郭的意见被否定。最后，制定了暴动的行动计划。

　　9月26日，张宗孔、刘自章等遵照秦双庙会议的决定，带领20多名党员的干部直奔韩庄，用武力收缴了几家大户的10多支看家枪，并枪毙了拒不交枪的留法学生韩甫熙。韩庄暴动胜利后，

　　原计划攻打陈楼搞大户陈潜斋的枪，因该村离县城较近，怕国民党县警和民防团闻讯赶来支援，张宗孔决定:改为攻打距县城60华里的火神店。火神店是夏、永、砀结合部的一个较大集镇，永、砀公路穿街面过，交通方便，有丈余高的寨墙和丈余宽的寨河环围四周，仅有东南、西北和西三个寨门可以出入。寨内住有国民党火神店乡联保处和团防局一班士兵20余人，土豪武装也有30余人，共有50余人枪。张宗孔也认为，要搞火神店敌人的枪支必须慎重对待。于是，他和朱大同就把暴动队伍带到火神店西南20余华里的孙后寨，重新研究了暴动的具体部署，暴动时间定在10月1日，由张宗孔亲自指挥。

　　9月30日夜，张宗孔、朱大同率领300余人的暴动大队秘密地驻进距火神店2华里的曾王庄，张宗孔则带领王茂君、薛保、邵世良、王光丁、德新等6人，暗携短枪潜入火神店寨内，住在街隅首东侧路南张甫旃的皮条店里。这个店白天做生意，夜晚设赌场，各种人员都有，又和团防局错对门。张宗孔等装做打牌和看牌的，在店里混了一夜，却始终不见有人来联系，感到事有蹊挠，于是就到隔壁党员王义德家里了解情况。因有人嫌冷，提出要去街上喝粥，王义德便领他们到隅首去。此时天色尚早，街上除几个做生意的外，没有几个人，张宗孔等人在街上徘徊目标十分明显。薛保到厕所解手，不慎露出手枪穗，被卖煤土的陈来毛看见。由于薛保以前为糊口而当过土匪，陈来毛误认为薛保又领土匪来劫寨，便跑到团防局去报告。团防局班长陈朝君，立即带4名士兵赶到街隅首围住薛保要搜身。此时薛保一碗粥没喝完，见此情景只得扔下粥碗，拔抢击敌。张宗孔等一看事已暴露，也被迫开枪射击，同时迅速南撤。这时团防局的官兵及土豪武装，闻枪声纷纷赶来，企图将张宗孔等人包围。火神店支部党员王义臣为掩护张宗孔等撤退，隐蔽在一巷口内往追兵扔出一枚手榴弹，不料手榴弹碰在树上弹回，反而炸断了自己的腿遭敌逮捕。张宗孔、王茂君等利用手榴弹爆炸时形成的混乱，迅速往东南门撤退。此时，寨墙上已上去了人，他们往下扔砖头封锁寨门。张宗孔在穿越寨门时被砸成重伤，勉强冲到寨门外一饭铺内隐身。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退，张宗孔不顾个人安危，忍着伤痛，利用饭铺一土台向追来的敌人射击，最后因弹尽壮烈牺性。

　　此时，在寨外担任主攻的萧永暴动大队刚将火神店包围，忽听寨内枪声大作，朱大同知事有急变，忙下令攻寨接应张宗孔等。但火神店之敌，已将寨门紧闭，登墙坚守，攻寨已无成功可能。朱大同指挥攻寨只战斗了一会，便率队伍撤离。至此，火神店暴动以失败而告终。

　　张宗孔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60个年头了，但他那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光辉形象，人们仍记忆犹新，永城人民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