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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屏江

发布日期: 2019-08-01 来源: 本站

刘屏江

(一)

  刘屏江,名金陵,屏江是他的字。永城县北薛湖集人,1907年他出生于一个士绅家庭。

  刘屏江自幼在薛湖集小学读书,1921年毕业于永城高等小学,同年考入商丘河南省立第二中学,1924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北京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是全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中心。北京大学在北京各大中学校中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师生的政治思想也比较进步,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最早在这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刘屏江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经常接近进步师生及共产党人,思想观念受到影响。在这里,他有机会阅读了进步刊物《新青年》、《中国青年》、《每周评论》、《向导》和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及《共产党宣言»,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观念、阶级观念逐步得到改变和提高。

  1925年5月初,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活动,遭到教育总长章士钊指使反动军警的阻止和扰乱,被迫改在景山公园举行。会后,近千名学生结队赴章士钊家责问,复遭镇压。此后,刘屏汪积极参加了北京学生的罢课斗争,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四五千学生到执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废止出版法和治安

  警察法;罢免章士钊及肇事之责任当局;抚恤受伤学生等。在广大学生的压力下,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了在押的学生,章士钊也辞去了教育总长职务,斗争取得了胜利。从这一事件中,刘屏江认识到了群众联合起来的巨大力量。

  同年6月初,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北京,全城沸腾,各大中学校师生及各界群众纷纷集会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刘屏江与广大学生一起,走出课堂,散发传单,集会演讲,示威游行,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口号。同时,刘屏江在北京大学党组织的领导下,同知识界的反动派——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致使国家主义派在北京大学设立的反动组织一蹶不振,不久瓦解。10月,刘屏江参加了北京各校泸案后援会等在北京新华门召开的两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反对有英、法、美、日、意、比、瑞典、葡、荷、丹、挪威、西班牙、中国等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要求取消外国在中国的关税特权,争取关税自主权。游行队伍高喊“打倒段祺瑞政府”、“实行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由于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关税特别会议无结果而散。从此,刘屏江的爱国思想、民族意识更加强烈浓厚,把驱逐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作为己任,尽力去完成。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天津,炮轰国民军炮台,被国民军驱逐出大沽口。数日后,日军竟联合英、美、法、意等8国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的无理要求。次日又派20余艘军舰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刘屏江无比愤慨地说“帝国主义太欺负中国人了,非把他们彻底赶出中国去不可。”他立即参加了北京总工会及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声讨日舰炮击大沽口和各帝国主义联合侵略中国的罪行。会后,刘屏江与群众一起赴执政府请愿,遭反动军警的残酷

  镇压,死47人,伤200余人。刘屏江在共产党员的掩护下,幸免于难。

  刘屏江经过一系列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军阀黑暗统治,争取民主自由、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的锻炼,思想进步很快,阶级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他逐渐认识到,要想取得民族的独立,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就得彻底改变这个社会,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那么只有用苏联的革命方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他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这一伟大的革命斗争。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叛变了革命,在全国各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和进步青年学生,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这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刘屏江毅然决然地投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由一个爱国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从此他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生涯。

(二)

  1928年夏,刘屏江毕业于北京大学,到陕西省政府任监印,继续做党的工作。1930年受党的指派,刘屏江回到家乡永城,在薛湖集小学以当教师为掩护,领导永城的革命斗争。

  1930年冬,中共永城县委书记乔庆寰在县城策动士兵哗变时被捕,党的工作受到损失。中共徐州特委任命张宗孔为中共永城县委书记,刘屏江协助张宗孔日夜忙于整顿恢复党组织,筹建县委会的工作。

  1931年春节刚过,中共徐州特委又派郭子化、李建亭(觉民〉等人来永城工作。郭子化是江苏省沛县党的负责人之一,1930年10月,中共沛县党的组织准备举行武装暴动,计划泄露,党组织遭敌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被捕。郭子化在孔庄小学教书暴露了身份,转移到永城。他们来到永城,皆与刘屏江联络

  接头,并住刘家。刘屏江即通过亲戚朋友关系,安排郭子化到火神店北邵常庄开药铺挂牌行医,并出资为郭买药;又把李觉民安排到薛湖集西聂寨刘屏江的岳母家当家庭教师,以此为职业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31年3月,中共永城县委重新成立。张宗孔任县委书记,郭子化负责组织工作,李觉民负责宣传工作,刘屏江负责联络工作。薛湖小学作为县委联络和开会地点。刘屏江以该校教师的身份接待、联络各级党组织安排地下党员的工作,为新转移来的党员寻找公开职业,转达上级党的指示。同时,负责薛湖一带党的领导工作。

  中共永城县委成立后,刘屏江、郭子化等一面协助县委书记张宗孔进行党组织的整顿恢复工作,一面深入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贫苦农民和小商贩,组织穷人会,向豪绅、奸商展开斗争。反对奸商欺行霸市、勒索小商贩的行为,反对富户欺压穷人。并鼓动长工要求减少劳动,提高生活水平,短工要求提高工钱。在收获季节,发动穷人哄抢老财的庄稼,名曰“拾庄稼”。春荒时节,组织穷人哄抢大财主的粮仓,名曰“借粮”、“吃大户”。不准富户小斗借、大斗还,坑害穷苦百姓。教育穷人会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刘屏江还率先发动穷人会把他家的粮食搬出来,发放给贫苦饥寒的农民,得到党组织和周围老百姓的一致拥护。经过郭子化、刘屏江等人的努力工作,党的组织很快恢复发展起来。到1932年初,全县党员就发展到300多名,建立了两个区委、1个总支、19个党支部和团县委,共青团员也发展到数百名。仅薛湖区委就有薛湖小学、薛湖商贩、邵常庄、火神店、窑山集等五六个党支部,50多名党员。邵常庄一带的穷人会有数十个,会员达数千人。

  1932年夏,中共永城县委在薛湖集刘屏江家里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领导农民开展反霸和抗鸦片烟税斗争问题。鉴于永城地区的农民种植鸦片烟的很多,国民党反动县政府的烟捐税收十分苛重,当年又加重征收数额,农民收获的鸦片

  全部上缴也不够税收,农民们怨声载道,叫骂声不断。县委研究决定:各级党组织要发动农民起来集体向财主“借粮”、“拾麦子”,紧接着开展反抗烟税斗争。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广泛做好宣传鼓动工作。

  会后,刘屏江及县委成员分头下乡,传达县委的指示,贴标语,散传单,在群众中宣传鼓动,设法引起农民对恶霸老财的仇恨和增加烟捐税收的不满,鼓励农民起来向他们“借粮”、“拾麦子”抗交烟税。通过宣传,各地农民很快被发动起来。火神店党支部组织300余名积极分子,哄抢了大财主王安和陈义的两仓麦子,救济了周围几个村无米下锅的穷苦农民。麦收时节,各地普遍开展了“拾麦”斗争,或三五十人,或数百人,集体拥向财主的麦田,把成熟的麦子“拾”回自己家中。由于群众得到了实惠,所以在麦收后的反烟税斗争中,党组织一号召,就在全县掀起了抗税热潮。薛湖一带的农民,在郭子化、刘屏江的领导下,发动数千人,拿着杈把、扫帚、扬场锹、棍棒高呼着“反对苛捐杂税”、“取消烟税”的口号,拥向国民党区公所——山城集,砸了反动的区公所。区长陈金新等官员闻讯逃窜。随后,抗税群众召开了反烟税斗争大会,声讨国民党反动官府苛刻剥削农民的罪行,纷纷表示,拒绝交税。同时,县城周围的农民在盛税堂等领导下,包围了县城,砸开城门,拥进城里,迫使反动县长熊文熙当众焚烧了烟税征收地亩册,免除当年的全部烟税。反烟税斗争取得彻底胜利。

(三)

  1932年孟夏,中共江苏省委上海会议决定成立新的徐州特委,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飞”,“在农村普遍发动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建立游击队,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指示,在全省领导武装暴动。时值永城、宿县等地的

  农民反抗烟税斗争取得胜利,中共徐州特委更认为发动农民举行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定在全区立刻组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红军,创建苏维埃根据地,领导农民分田分地。特委将永城、萧县划为一个暴动区域,并任命中共萧县县委书记朱大同为萧永暴动大队大队长。虽然这是一个冒险的不切实际的方针,但中共永城县委还是执行了。

  1932年9月25日,刘屏江、张宗孔、郭子化、刘自章等在永东二区秦双庙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领导农民暴动的计划。决定在永东先攻打韩庄、陈楼,然后转向永北孙庄、火神店。次日,暴动队伍数十人从秦双庙出发,突然开进韩庄,逮捕了二区区长韩晓莲和留法学生韩甫熙。韩甫熙拒绝缴枪被暴动队伍击毙。在韩庄搜查了几家富户,缴获10余支枪和部分鸦片及钱物,将衣服、粮食等物分给了贫苦农民。为防止敌人突袭,暴动队伍遂放弃攻占陈楼的计划,转向永北火神店。

  在火神店附近徐集的一座破庙里,暴动人员召开了动员会。刘屏江在会上作了动员讲话,他说“我们先打火神店集,得了局子里和财主的枪以后,再里应外合攻打薛湖,建立一支红军游击队,开辟一块萧永红苏区。”并安排党员王义法为内应,早些打开寨门,暴动人员伪装成赶早集的百姓混进去,里应外合,一举成功。暴动这天,混进寨里的队员不慎被敌人发觉,当即展开激烈的巷战。火神店里驻有团防局的一个团防队,加之10余家财主的看家枪,约有四五十支枪,一齐出动,向进寨的10余名暴动队员进攻。敌我力量悬殊。突围中,中共永城县委书记张宗孔、队员薛保等8人牺牲。暴动大队长朱大同带领大队300余人,急忙赶来接应。因火神店围墙高且坚固,敌人已登墙守备,攻打一阵没有打开,即被迫撤退了。

  暴动失败了,同时也暴露了党的力量和党员身份。敌人在永城各地到处搜捕红军和共产党员。郭子化、李觉民、刘自章等许多共产党员被迫离开永城;刘屏江、郑桂月及火神店的丁怀勤、张

  寒、朱连仲、王义臣、徐凤先等先后被捕,押解到永城县监狱。由于案情重大,刘屏江等人又宁死不作任何交待,敌人又把他们押解到开封河南省监狱,交由省警察厅处理。自此,永城的党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刘屏江被捕入狱后,敌人对他酷刑严讯,软硬兼施,逼其自首反共,出卖同志,拥护国民党,并以高官厚禄相诱。但刘屏江并不为敌人的许愿所诱惑,他坚信国民党反动派不久便会垮台,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在全国取得胜利,自己为之奋斗的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光明的新中国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诞生。因而,他始终守口如瓶,宁死不屈,百折不挠,从未世露一句党的秘密,未讲一句有损党的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情操和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当敌人对他百般折磨,仍未得到任何东西时,就逼他写自首书。刘屏江说话了“好吧,给我拿一刀纸来。”敌人让看守拿来了一刀纸,并给他研墨。刘屏江挥笔“唰唰”,将一刀纸写完,交给看守说“拿去吧!”敌人展开刘屏江的“自首书”一看,气得暴跳如雷。原来尽是批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话。敌人无计可施,加之刘屏江家人在南京托人找到国民党左派人物柏文蔚为之从中斡旋,便以豫东“共党要人”、“匪首”的罪名,将刘屏江判以长期关禁。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抗日和释放政治犯。又经党组织与国民党河南省当局的说理斗争,刘屏江等政治犯被释放出狱。刘屏江出狱后遂返回永城县原籍,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之中。

(四)

  1937年11月,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在江苏省萧县黄口车站召开了有丰县、沛县、萧县、砀山、永城、宿县、铜山、

  睢宁等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特委扩大会议,原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刘文以中共河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刘屏江作为永城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8月政治局洛川会议精神,分析了苏鲁豫皖边区的政治形势,联合各阶层、各团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战中可能发生的挫折,内部分化等情况,根据毛泽东关于“抓紧时机在各方面作好准备”的指示,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种抗日力量,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使已经发动起来的抗日战争发展成为全民族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大力开办不同形式的训练班,为抗日救亡运动培训千千万万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分子。

  会后,刘屏江即返回永城,联络党员,着手恢复党的组织。11月,在县城东关王卓然家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刘屏江在会上传达了中共苏鲁豫皖特委黄口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成立中共永城县工作委员会,刘屏江被推举为工委书记,盛税堂、王更生为组织委员,王卓然、陈建平为宣传委员。工委决定,在永城着手恢复党的组织,对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员重新登记,而后逐一审查批准。会议作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开办抗日救亡训练班,培训抗日救亡运动领导骨干;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关系,公开地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等决议。会后,刘屏江赴徐州向苏鲁豫皖特委汇报,得到特委的批准。

  11月29日,永城县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委员会成立,抗日县长鲁雨亭任主任委员,中学校长丁振东任副主任委员,刘屏江等工委成员皆被选为委员。1938年2月4日,中共永城县工委以县动委会的名义开办了永城县抗日青年集训班,参加的有青年学生、小学教员和社会进步青年等约500余人。集训10天即分配到各区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紧接着又以县城中学学生和集训班中的积极分子为基础,开办有180余人参加的抗日青年训练班。刘

  屏江、王卓然、陈建平均在青训班任教,讲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战时七项禁令》等。军事教官由国民党永城县保安大队副郭鸣堂担任。此人系国民党CC派分子,思想反动,仍大讲“攘外必先安内”等反动内容。刘屏江、王卓然、陈建平等便在青训班中发动学员驱逐郭鸣堂,把“打倒破坏抗日分子郭鸣堂”、“驱逐郭鸣堂出永城”等标语贴到县政府和县大队门前。刘屏江亲自找到县长鲁雨亭,坚决要求撤换郭鸣堂:“此人不去,青训班无法继续开办,永城抗日之局面亦难于打开。”结果,县长鲁雨亭以郭鸣堂“破坏抗日,破坏国共合作”为名,上报李宗仁将其撤职。

  根据抗日救亡工作需要和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指示,刘屏江和王更生向县长鲁雨亭提出以青训班学员为基础,吸收社会进步青年和小学教员,按照永城区划成立5个工作团,由动委会领导分赴各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让学员在实际工作中学习锻炼的建议,得到了鲁雨亭的赞同。工作团在乡下召集群众开会演讲,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张贴标语,画漫画,演抗日剧《放下你的鞭子》,教唱抗日歌曲《抗日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和《五月的鲜花》等,组织抗日联庄会,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反对土豪劣绅、恶霸,对派款贪污严重的联保主任和保长,发动群众清账斗争,揭发批判,改造或撤换。工作团在乡下一个多月,全县约500名保长竟被撤换改选掉300多名。永城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

  永城的抗日工作,引起了一些顽固分子的反对。国民党永城县党部书记长CC分子赵铁卿,勾结地方反动势力侯海若、蔡紫岩、王鸣岐、郭鸣堂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工作团在乡下宣传抗日是搞“赤化运动”;改选保长,打击恶霸是胡作非为,无法无天。遂联合上告到国民党商丘第二督察专员公署和河南省党部。省党部责令鲁雨亭“克日解散工作团,解散动委会”。

  面对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刘屏江和王卓然亲自到商丘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交涉,责问“为什么取消抗日工作团?抗日何罪?反霸何罪?”要求保留抗日工作团。商丘专署未予应允。刘屏江非常气愤,指责这是“破坏抗日,破坏国共合作,公然违背蒋委员长的训令”的犯罪行为。回到永城后,刘屏江等不但没有解散工作团,反而把工作团员全部召集到县城,决定利用李宗仁与河南省政府的矛盾,直接找李宗仁交涉。在孔庙前的集会上,刘屏江动员说“国难当头,抗日无罪。我们要坚持抗战,决不做亡国奴,坚决反对破坏抗日的一切言行,决不解散工作团!”国民党省党部的决定激起了同学们的怒火,一致表示“坚决抗战到底”,“决不解散工作团!”然后,刘屏江、王卓然、王更生、陈建平等带领100多名学员,打着“永城县抗日救亡学生队请愿团”的大旗,徒步集体奔赴徐州第五战区总动委会请愿。一到徐州,刘屏江、王更生等便找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议兼总动委会秘书长刘汉川,汇报了永城县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的情况及地方顽固势力破坏抗日、抵制李宗仁司令长官的《战时七项禁令》等种种言行。刘汉川代表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和司令长官李宗仁对永城县动委会和抗日工作团的工作表示满意和支持,并亲自接见了请愿队伍,转交了李宗仁给县长鲁雨亭的专函。请愿斗争取得了胜利。

  请愿回来不久,刘屏江、王更生找到鲁雨亭,反映了工作团在乡下继续受干扰的情况,“庆父不死,鲁难未己”。推动鲁雨亭采取断然措施,决定由工作团全部接管区乡政权,工作团团长代行区长职权,全县54个联保(即乡)全部委派工作团员接管,一人任联保主任,一人任联保书记(即文书),一人任中心小学校长,然后由县长加委。工作团接管区乡政权后,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公开宣传共产党员的抗日主张;打击不法的土豪劣绅,反对任何破坏抗日的言行,调查人口,登记枪支,扩大抗日联防自卫队,组织区乡动委会和修筑国防公路等。永城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永城县工委的领导下,得到蓬勃发展,为抗日民主根

  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

  1938年5月12日,永城沦入日军之手。刘屏江等工委成员转移到乡下继续领导抗日救亡工作。19日,日军攻陷徐州。国民党军队从徐州前线撤往后方,途经萧县、永城、宿西、夏东、砀南,沿途丢下大批枪支弹药,散兵游勇到处乱窜。加之日伪军在永城城乡烧杀抢掠奸淫,人民跑反,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永城一带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沦陷后的永城人民,并不甘心做亡国奴,纷纷自发地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很多人以沦陷前的抗日联防自卫队为基础,聚众招兵,扯旗抗日,打击日伪军。一时间,永城各地群众性的抗日武装纷纷迭起,或曰抗日游击队,或曰抗日自卫队,或曰抗日人民军,名目繁多。这些队伍兴起迅速,发展较快,且成份复杂,号令不一,纪律涣散。因之,群众称之为“杂八队”、“呼隆队”。这些队伍,虽然打着抗日旗号,但并没有得到正规的训练和引导,还有一些被反动势力所控制,各霸一方,各行其事,互相争斗。因而,他们抗日不足,扰民有余。

  为了引导这些群众抗日武装走抗日道路,使其成为真正的抗日队伍,刘屏江和盛税堂、王卓然、陈建平等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奔走于各“杂八队”之间,宣传抗日救国,保家安民的道理,教育“杂八队”不做汉奸,不当亡国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并促使各部联合起来,一致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同时,他们又把原学生队员重新组织起来,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武装——永城县抗日救亡武装学生队,派出部分队员到各“杂八队”中任职,帮助、教育、联合、引导“杂八队”抗日。经过刘屏江、盛税堂、王卓然等艰苦细致的努力工作,不少“杂八队”转变了作风,严格了纪律,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并开赴战场,伏击日军,

  铲除汉奸,镇压恶霸,并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战利品,致使日伪军不敢轻举妄动。“杂八队”的抗日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伪军在永城的猖獗。

  1938年秋,鲁雨亭在芒砀山区组织抗日武装游击队,刘屏江、王卓然、陈建平等参加,他们搜集枪支,动员青年农民参加游 队。在游击队走哪条道路的问题上,他和王卓然、陈建平给鲁雨亭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旧军人出身的刘子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促使鲁雨亭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把游击队列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十九大队,后编入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为第一总队。

  1939年春,彭明治、吴法宪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到达永城县北的芒砀山地区。刘屏江首先与之取得联系,并积极为其介绍情况,当向导,送情报,协助开辟夏永砀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军,消灭汉奸,清除土匪。他还经常来往于永北、夏东各“杂八队”之间,对薛湖地区大股“杂八队”聂开统、聂永熙部做艰苦细致而又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使他们丢掉狭隘的地方主义观点,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方能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只有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联合起来,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不被敌人消灭,才有光明的前途。他们纷纷表示“决不做汉奸,不做亡国奴,一定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到底。”不久,聂开统部归编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聂永熙部归编新四军游击支队,从而壮大了抗日队伍。

  1940年夏,刘屏江调到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协助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工作。不久,又调到豫皖苏边区党委宣传部工作。1941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20万大军进犯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新四军第四师进行艰苦的3个月反顽斗争失利后,奉命撤往津浦路东休整。刘屏江在随军东撒途中,不幸牺牲,时年34岁。

主办单位:中共商丘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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