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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林：《北宋应天书院志》前言与目录

发布日期： 2024-09-23 来源：本站

前言

　　史称北宋有四大书院，而座落在北宋南京应天府的应天书院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提出“四大书院”之说的大多是南宋的理学家，他们往往是热心的书院建设者，也是书院教育的践行者。如与朱熹、张栻齐名的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写道：

　　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眡陂塘并庐山而东，得白鹿洞书院废址，慨然顾其僚曰：“是盖唐李渤之隐居，而太宗皇帝驿送九经、俾生徒肄业之地也。”书院创于南唐，其事至鲜浅。……某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阨，学者尚寡。海内承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祖宗尊右儒术，分之官书，命之禄秩，鍚之扁榜，所以宠绥之者甚备。当是时，士皆上质实下新奇，敦行义而不偷，守训诂而不凿，虽学问之渊源綂纪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进德之地矣。(宋吕祖谦撰《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六，《金华丛书》同治退补斋本)

　　南宋另一理学家魏了翁《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亦云：

　　吾友林仲山岊守全，日得柳侯仲涂氏读书遗址，乃鉏荒筑室，馆士储书，与邦人讲肄其间。且以致怀贤尚徳之意。嗣守者不替，有引斋庐廪稍，岁衍月益，今锡之号，荣殆与睢、岳、嵩、庐四书院相为侪等。(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八，四部丛刊初编本)

　　文中所谓“睢阳”、“睢”，即指座落在北宋南京应天府之应天书院。此地唐为宋州睢阳郡，称宋州，亦称睢阳。五代后周时宋太祖赵匡胤为宋州节度使，陈桥驿兵变后建国为“宋”，真宗时改宋州睢阳郡为南京应天府，故应天书院亦有睢阳书院之称。

　　南宋末，史学家王应麟撰类书《玉海》，运用大量史料，纵谈《天下四大书院》(见《玉海》卷一六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沿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之说。及至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四十六专考学校，于北宋“天下四大书院”中列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时虽另有“三书院”、“六书院”之说，而应天书院(或称时多称应天府书院)多在其中。今邓洪波先生《中国书院史》第二章第三节述“天下四大书院”云：

　　无论“三书院”、“四书院”，抑或“五书院”，越过门户之见，它所代表的仅是一种称谓而已。其所指称者无非就是说，宋初有那么三家或四家、五家书院，可以称闻天下。今统计三四五家各说，除去重复，计有岳麓、石鼓、白鹿洞、嵩阳、应天府、徂徕、茅山七书院。它们是南宋的书院建设者们所认定的宋初天下著名书院。(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第94页)

　　应天书院既为“宋初天下著名书院”，在宋代书院的研究中，应天书院应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今检宋以来书院研究的专门志书，灿然典册，甚者一院志书一续再续，多者达四五种(如《白鹿洞书院志》)。而应天书院至今尚无一部志书，其不让人扼腕兴叹!

　　北宋应天书院，是北宋国家肇造之初，大宋皇帝第一个赐名的书院。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考北宋四大书院谓：“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邱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九朝编年备要》、《宋大事记》、《容斋三笔》、张方平《乐全集》等等文献典籍，都将此视为北宋天下州郡置学之始。应天书院自五代后梁后唐时期(907-936)杨悫于宋州授徒，五代后晋(937-946)至宋初戚同文建雎阳学舍(又称宋州学舍)办学，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赐名应天府书院，再到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朝廷下诏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前后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私家(或半官方)办学历史。收为府学八年后，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因素、及突出显著的办学实绩，由应天府府学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朝廷中央官学。二百多年间，书院为北宋王朝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英才，当时影响之大，对后世影响之远，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的历史地位。由金入元，应天书院文脉续延，或称州学，或云府学，或经战乱，或逢天灾，尊师重教，崇儒向学之风绳绳绵绵，传承不绝。至明清两代，或重建应天书院，或另建范文正公讲院，兴废振复，一线文脉，传承至今。

　　应天书院与北宋其他书院比，后世对其研究相对滞后。仅就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提到的北宋四大书院而言，历史上白鹿洞书院，有明人郑廷鹄编著之《白鹿洞志》、明周伟编著之《白鹿洞书院志》、清廖文英、钱正振编著之《白鹿书院志》等;石鼓书院有明李安仁《石鼓书院志》、清李振华《国朝石鼓志》等;岳麓书院有清赵宁《长沙府岳麓志》、清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等。以上三书院之志书一修再修。而截至今日，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应天书院的史志专书问世。2001年10月，在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同志的支持下，应天书院复建项目得以启动，2003年被省政府批准立项为省重点项目，2007年一期工程完工。新的应天书院建筑由河南大学古建研究院设计，于商丘古城南城湖东南侧落成。而一部科学完整、资料翔实的《应天书院志》的修撰，不仅很有必要，今更显迫切。

　　本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发表有《范仲淹师承问题考辨》(《史学月刊》1988年3期)，并以养拙为笔名，在《商丘师专学报》连续发表了《范仲淹与应天书院》、《范仲淹早年的两则史实考辨》等论文，开启了近世应天书院研究的先河。后来又接连发表有《应天书院鼻祖戚同文》、《北宋戚同文教育世家》、《天下奇才张方平》等系列论著，为应天书院研究积累了一些资料，为《应天书院志》的修撰做了些基础工作。

　　中国古代书院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一块重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书院研究，曾掀起了一些热潮，在明清各种地方书院志书的基础，分省书院综志开始撰写。一九三一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第四期发表了柳诒征先生《江苏书院志初稿》，以通鉴纲目形式，就江苏一省书院发展历史，作了编年考述。一九三二年，吴景贤先生《安徽书院志》问世，全文发表在《学风》杂志一九三二年二卷第四至八期中。该志分县纂辑，每县以地方书院产生年代为序，每一书院又以时间发展为序，构稽文献史料，排纂而成。一九三六年，时任民国教育研究会专任研究干事的王兰荫先生撰成《河北省书院志初稿》、《山东书院志初稿》(未完)，分别发表在《师大月刊》一九三六年第二十五及第二十九期上，其编撰体例基本与《安徽书院志》相同。20世纪下半叶的前三十年，台湾、香港学者对书院研究成果颇多，三十年中约有40多篇书院研究的论文成果发表。但以上研究，基本没有应天书院的专门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二十余年间，书院研究进一步深入，综合研究的重大成果陆续出现，如陈元晖、王炳照、尹德新《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陈谷嘉、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及一些地方书院史的出版。进入21世后，邓洪波先生又出版了他的《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这些论著专书的出版虽然与应天书院的研究关涉甚少，但为《北宋应天书院志》的撰写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另外，《北宋应天书院志》的撰写，需要澄清几个问题：

　　首先，应天书院的历史界定及历史分期问题。北宋历史上的应天书院，应以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赐名为始，确切的名称应该是“应天府书院”。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以后，又有称“南京书院”者，如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七《南京书院题名记》。北宋应天府南京，唐至五代时又称宋州睢阳郡，又有称“雎阳书院”者，如南宋的吕祖谦《白鹿洞书院志》、王应鳞《玉海·天下四大书院》。近年一些地方文章，一些媒体资料，甚至一些学术文章有称宋州书院、归德书院者，皆未规范，且无史料依据。应天书院之名，应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算起，至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升为南京国子监为止。虽然仁宗景祐二年(1035)改应天府书院为应天府府学，但从改为府学至升为南京国子监的八年中，基本延用旧制，当时亦“书院”、“府学”混称，可看作完全收入朝廷中央官学的过渡期。如果排除“府学”期，应天府书院的办学历史为二十六年，如果包括府学期，应天书院的办学历史为三十四年。为此，本志撰写以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仁宗庆历三年(1043)三十四年的历史，构成《北宋应天书院志》的主要内容。

　　考虑到没有前期五代至宋初太祖时期戚同文的筑室授徒所取得的显赫成绩，就没有应天书院的创立，并且应天书院的授徒方法及传授内容，基本延续戚氏课法与戚氏之学。那么五代后梁、后唐间的杨悫至后晋、后周、北宋太祖年间戚同文的授徒，理应做为应天书院的初创阶段。为此，这一时期以“雎阳学舍”为名，记入本志。以“雎阳学舍”命名亦有根据，应天书院创建初期，时人还有时称应天书院为睢阳学舍者。如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三收有他在应天书院求学时的一首诗《睢阳学舍抒怀》，既称当时的应天书院为雎阳学舍。今有人称戚同文讲学为“南都学舍”者(刘卫东、高尚刚《河南书院教育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赵宏欣《北宋时期应天书院的办学特色》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6、范艳敏《应天府书院研究》(2013.5硕士论文等)，时为应天府的宋州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始升为南京，这以后才有“南都”之称，五代至宋初的戚同文讲学时期，何来南都?又何来南都学舍?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应天书院攺升为南京国子监后，经金至元，下传至明清两代，继承先贤而文脉绵延未断。明嘉靖十三年〔1534〕，河南廵按监察御史蔡叆，拣郡中名士李昆等十二人及属邑若干人，曾以象贤祠社学房舍聚郡中学子肄业其中，题匾“应天书院”，有意重振应天书院，昔蔡叆在此留官很短，未及大成。明万历间知府郑三俊创建范文正公讲院，至清而发扬光大，实承范仲淹应天书院讲学精神。这一时期的范文正公讲院(或称范文正公书院)，于今日在商丘古城南重建之应天书院，即接续明清讲院之文脉。为此，以北宋之后宋地州、府之学及应天书院、范文正公讲院之发展，可作为应天书院的余绪，而载入《应天书院志》的《沿革志》。

　　其次，是应天书院发展史上的大量的历史事实的考证。因是第一次为应天书院做史做志，涉及北宋应天书院的很多历史问题需要理清，需要辩证。如关于先师戚同文的授徒事迹问题、戚同文弟子问题、范仲淹与应天书院的有关真实历史问题、应天府王洙家族与书院的史实记载问题、应天书院的授徒与管理问题、石介、孙复与应天书院的关系及后世文献的谬传与疏漏问题，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些问题有的史书记载相互矛盾，有的史实资料难以稽考，有的史事不见完整记载而零零星星散见于宋人或宋以后的文献中而真伪互见。为此，此志撰写中不得不做些辨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以范仲淹与应天书院的有关问题为例，从南宋至明清，直至当今，仍然存在着关于范仲淹与应天书院的一些错误的历史认识。如范仲淹的师承问题，《宋史·范仲淹传》、宋王应麟《赤城书堂记》(见《浙江通志》卷二六一)、明王鏊《姑蘇志》卷四八《人物》六、《續通志》卷三三九《范仲淹传》、《江南通志》卷一八《人物志》、康熙刊《范文正公集》附《范文正集補編》巻二《宋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文正公傳》等，有范仲淹“依戚同文学”之说，以致历代延袭，今人亦有不加详考，持是说者(《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第477页)。其实范仲淹入应天书院读书时，戚同文已去逝近二十年，何来“依戚同文学”?再如，北宋应天书院与商丘明清时期的范文正公讲院的承绪关系不清，甚或混为一谈。由于范仲淹显赫的历史影响与高尚的人格品位，后世对其敬仰;再加上他不仅是应天书院的学生，又曾执教应天书院，成为书院名师，以致自明万历三十八年郑三俊为归德府知府，建范文正公讲院，文人便把北宋应天书院与范文正公讲院混为一谈。认为：北宋的应天书院就是范仲淹的书院，宗师是范仲淹，应天书院传承的是范仲淹之学。明清的范文正公讲院即是北宋应天书院的统续。这种错误认识自明清以来，一直影响至今。其实“应天府书院”之名在北宋历史上有近三十年，而范仲淹掌教书院不过仅仅二年，怎么能认为应天书院就是范仲淹的书院呢!为了正本清源，本志在《人物志·名师志》的撰写中，不得不做些考证工作。这也与志书旧例有所不同。

　　再次，是关于本书的撰述体例问题。

　　明清以来的书院志书颇多，不乏成功体例。本志书即吸纳旧志之例，又参近世学术著作的撰述之体，采用考论结合方法。按旧纂志书之例，本志拟分：《方域地理志》、《建置志》、《沿革志》、《授徒志》、《管理志》、《职官志》、《名师志》、《著述志》，并附《北宋应天书院大事编年》。每志的编纂过程，采用考论结合的方法。有总述，有对文献的稽考，又有对文献真伪的考证辨析。

　　《方域地理志》重在将应天书院的方域地理、人文背景进行挖掘、阐述。《建置志》主要对应天府书院的初期的建置规模、以“应天府书院”为名27年间的兴废修葺进行考查。五代宋初戚同文讲学旧舍已不可考，宋真宗初宋城人曹诚出资、戚同文之子戚纶等共建书院之建置规模、规制尚可约略考见，但27年间的兴废修葺，颇多文献无征。

　　《沿革志》分为四卷，即北宋府学与南京国子监时期、金元府学时期、明州府之学与书院复兴、清至近代书院文脉之沿续。

　　《授徒志》、《管理志》主要对书院三十余年间的授徒思想、教授内容、传授方式方法与书院运行管理制度等进行分门别类加以探索、考述。《职官志》以应天书院诞生时算起，运用列表形式，将三十馀年间应天知府南京留守及与书院有关的幕职提举详考排纂，力求言必有据。

　　《名师志》采用正史纪传形式，首列《先师戚同文传》，下以先后为序，主要是书院、府学时期的书院讲书、教授，在书院执教授徒确有史料可考，且为书院发展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依据史料，为之立传。每人传后，另附以正史本传或墓志墓表及相关文献资料，以明传文主要依据。

　　《著述志》，考虑到一些异地名宦、名师，如晏殊、范仲淹、石介等，已多见前人著录，此不赘述。而此地文人著作，多为今人忽视而隐匿不彰。此志主要对北宋应天府一地的文人著述进行稽考著录，这些人或学成于应天书院，或受书院风气影响，将其著述索幽挥隐，汇为一编，以明在应天书院影响下此地的人文之盛。

　　《应天书院大事编年》，采用通鉴体纲目之法，以编年纪事形式，按时间顺序排纂应天书院所历大事编成。以纲振领，所据史料用小字详引于下，并作适当考证辨析。

　　纵观全书，笔者力图做到志书编纂的资料翔实，但又不仅仅拘泥于资料的汇纂，所以更多辅以对史实的考论辨析，达到求真探实的目的，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搁笔之际，不敢说献给读者的这本拙著已做到了什么，但笔者已尽了心力。也不敢说此书有一些什么体例的创新，实在是该课题研究过程中不得不尔、水到渠成的一种结果。

　　本书从资料搜集，到全书撰写完成，工作进展并不顺利，每一步都甚为艰辛。大体遇到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五代与宋初太祖、太宗时期的典籍缺失，文献难征。宋州地处中原，五代政权迭相更替，战争频乃，公撰私述的典献留下很少，几成空白。最早宋州办学的杨悫，学力深厚，能诗文，虽早逝，弟子戚同文也会为其整理文集，但杨悫著述早已荡然无存。五代未世至宋太祖、太宗时期，戚同文高隐不仕，聚徒讲学，《宋史》本传说他“好为诗，有《孟诸集》二十卷”，曾与当时名诗人杨徽之唱和。戚同文两个儿子戚维、戚纶及孙舜宾、舜臣等在当时皆有集。特别是戚纶，据《宋史》本传记载，“既没，家无余赀。张知白时知府事，辍奉以助其丧。家人于几阁间得《遗戒》一篇，大率皆诱劝为学。有集二十卷;又前后奏议有机务利害、备边均田之策，别为《论思集》十巻，分上下篇。天圣中其子舜宾献之，诏赠左谏议大夫”。特别是《遗戒》一文，当为父亲戚同文诱劝为学之文献，但戚氏的这些文献都散佚无传。戚同文作为高士名师，“所与游皆一时名士”，《宋史·戚同文传》记载他的好友，上蔡宗翼，好学强记，经籍一见即能黙写;张昉有史材，滕知白善为诗，郭成范最有文。还有戚同文的不少知名弟子，据《宋史·戚同文传》记载，“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渉，皆践台阁。”这些友朋弟子，大都身后有集，今皆不存于世。就虞城王砺而言，他雅好诗文，他的儿子涣、渎、渊、冲、泳、洙，有五人进士，孙稷臣、尭臣、梦臣等，皆进士高第，著名文坛，而王氏文献存者甚少。这些文献的散佚无征，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另在应天书院的三十余年的运行过程中，当时书院的一些典章制度亦荡然无存，资料勾稽困难重重。

　　其次，史书记载及北宋中后期及南宋以后的地志、笔记等文献资料记述，亦多史实抵牾，辨伪考证，甚为艰难。如《宋史》有关戚同文、戚维、戚纶等资料的记载，就戚同文卒年问题、戚维、戚纶仕迹问题，一部史书自身就存在相互矛盾。有些史实与时人文集记载互为印证，又不尽一致，甚或差异颇大。如王禹偁《小畜集》中有关与戚氏兄弟的诗文，与《宋史》有关记载的不一致，即是如此。再如两宋之交应天府谷熟县学者徐度，他在《却扫编》卷上记载宋初书院初建时的一些史实，认为宋建国之初，是“宋城富人曹诚者，独首捐私钱建书院城中”。并延请楚丘戚先生同文主之。“曹氏益复买田、市书以待来者”。徐度是本府学人，对先辈史实记载却明显出现错误。清末俞樾就指出：“此事与《宋史》所载绝异。……将军赵直厚加礼待，为筑室聚徒。”而府民曹诚乃戚同文卒后，于大中祥符初年前后，“即同文旧居旁造室百馀楹，聚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徐度是本府学人，对本地先贤的史实记载还会出现这样错误，其他文献就不待再言了。如宋吕本中撰《童䝉训》卷下、《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一《艺文三·记》载南宋王应麟《赤城书堂记》等谓范仲淹、富弼皆师事戚同文等，皆讹误相传，不能不于辨证。

　　其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以来学界发表的研究成果，不管是一些出版的学术著作或期刊文章、或博硕论文，为繁荣应天书院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有些论著存在史实臆断，甚或毫无文献依据、或对历史文献中的误谬资料不加考证而引以为据，其说又为后辈学人互为转引，陈陈相因(不一一列举)，造成史实混杂，真假不辨。若一一扩清，实属不易。

　　虽然该项目的完成至为艰辛，但最终还是给学术界奉上了这一本较为完整的北宋应天书院的史志。由于是首创，不当、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广州华商学院语言文学研究院王树林

　　初稿于2020年10月，定稿于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