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城县旧志研究

　　作者：

　　张亚魁 中共永城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主任

　　段创新 中共永城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副主任

　　摘要：永城历史悠久，名贤辈出。作为珍贵的地方文献《永城县志》，最早始于明嘉靖年间，目前存世的五种《永城县志》，详细记载了当地的历史沿革、物产民俗、名胜古迹等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情况，是研究永城乃至整个豫东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料。本文以目前存世的五种永城县志作为研究对象，从编纂源流、编纂理论、体例结构及其文献价值等几个方面，对永城旧志的整体概貌做系统的探讨与总结，从而发掘出永城旧志的学术价值，为永城旧志的利用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

　　方志是我国一种重要的文献体系，它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或特定事项，凡文化昌盛、传统保留较深的地区必然也有连续编修志书的传统。永城人文底蕴厚重，加之地方士绅热衷于发扬地方文化，所以这里逐渐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永城县方志体系。它们记载了大量永城的珍贵信息，是研究本地区地方风物乃至于豫东地区整体面貌的主要资料之一，具有丰富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一、永城县历史沿革

　　永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地势险要，人才辈出。远古时期，分布在永城一带的泽薮主要孟诸泽、蒙泽、空桐泽、芒砀泽、逢泽。北有芒砀群山，南有侯岭柏山。境内的河流主要有古睢水、古获水、涣水等，这些河流为远古先民提供了饮用渔猎之便。洪福遗址为仰韶文化遗存，距今约6000—7000年。这是永城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是永城境内最早的原始社会聚落遗址。永城龙山文化遗存主要有黑堌堆遗址、造律台遗址、王油坊遗址、浍河头遗址、洪福遗址、赵庄遗址、王庄遗址等，距今5000年左右。商代，永城境内先后存在着永国、攸国、元国、犬国、芒国、酂邑以及费国等数个方国。西周时，永城境内之酂城、太丘等大部分地区归宋国所有，西南一部属焦国、陈国、楚国。春秋战国时期，永城境内有永(今西城区)、棘(今十八里镇柘树集东)、酂(今酂城集)、龙亢(今龙岗集)、费(今新桥集)、犬丘(今太丘集)、芒(今陈集镇刘寨村南)、砀(今芒山镇山城集)、檓(今茴村集)、焦(侯岭乡二郎庙湖)。据考证，永城还是老子故里、孔子故里。

　　秦时期，永城县境分属芒、酂、砀三县。其中，芒、酂两县属泗水郡，砀县则为砀郡属地。汉初，永城境内既有酂、芒、砀三县，又有敬丘(治所在今太丘集)、建成(治所在今侯岭乡二郎庙湖)两大侯国。其中，酂、芒二县和敬丘、建成两个侯国属沛郡，而北部砀县一部(今芒山镇地区)归梁国所有。东汉时，光武帝刘秀改芒县为临睢县。明帝时改敬丘侯国(犬丘县)为太丘县，“沛郡”亦更名为“沛国”，砀县仍属梁国。增设龙亢县，先后属沛郡、谯郡。西晋时，砀县并入下邑(今夏邑县)。魏晋南北朝时，永城境域所辖临睢、太丘、建平、酂、砀五县之地。汉末，曹操分沛郡设立谯郡，永城县境属之，后龙亢县撤;西晋初年，临睢、太丘、建平三县归并入酂，属谯国所有，砀县并入下邑，仍在梁国(亦称梁郡)境内。十六国时期，县境先后分属后赵、前燕及前秦，淝水之战后，重归东晋所辖。南朝宋永初三年(422)，刘裕欲开拓河南，分淮东为南豫州，酂县属梁郡所辖。元徽元年(473)，“置徐州，立新昌郡，以酂县属之”。齐永明二年(484)，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进攻，“割豫州历阳、谯等六郡，复置南豫州”，置临江郡，罢并历阳，酂属之，后复置，属南豫州。北魏建立后，淮北地区重归北方版图，酂县划归谯州临徐郡，后废;太和二十一年(497)，永城县境属徐州梁郡;东魏武定四年(546)县境西南部为南兖州马头郡下邑县辖区，东北部为徐州砀郡砀县辖区;北齐时，境内置安阳县(治所在今保安山南侧0.5公里处)，砀县并入，属彭城郡。这一时期，永城县境所辖诸县并入酂县，县域以酂县为主，所辖地区成为南北各方争夺的重点，北齐时废酂县设建平县，属亳州，县域并入夏邑县和砀县两地，变动轨迹再次由清晰转向模糊。

　　隋唐期间，永城县域所辖三县：酂、砀山、永城，虽仍未合并为一，但是行政区划基本属于同一地区。隋开皇十六年(596)，隋文帝恢复酂县治所，归谯郡(即亳州)管辖;芒砀山以北地区，旧治安阳县，开皇十八年(598)更名砀山县，属梁郡所辖;大业六年(610)，隋炀帝割彭城、睢阳二郡之地置永城县，隶属谯郡，县址定马甫城(今永城老城)东北三里。唐初，酂县属沛郡，武德四年(621)，设立亳州、宋州，划谯郡属亳州，酂县随属，砀山等7县划归宋州管辖;武德五年(622)，置总管府管理亳州、宋州(今商丘地区)等六州之地，此时，永城县址移至马甫城;武德七年(624)，改总管府为都督府，贞观元年罢;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李世民废谯州，永城归亳州管辖。此时，酂、永城二县直接归亳州管辖，砀山县属宋州辖区。这一阶段，是永城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期，一方面是永城正式立县定名，隋大业六年赐名，县治定于马甫城;另一方面，永城县境酂、永城、砀山县一部行政区划大体确定，虽然分属亳、宋二州，但是同属都督府辖区，这也是永城县境诸地第一次隶属于同一行政辖区。

　　北宋时，芒砀山由砀山县划归永城管辖，故而宋元时期，永城县境所辖仅包含永城、酂二县，此后，永城县域基本格局变动不大。北宋初，永城、酂县隶属淮南东路亳州，砀山县属单州;大中祥符七年(1014)，设集庆军节度，永城、酂县随属;宋廷南渡后，皆没于金;金时，永城、酂县同属南京路亳州管辖。砀山县本隶属单州，宋至道三年(997)，以应天府、单州诸地隶属京东路;熙宁七年(1074)，分京东路为东、西两路，单州、应天府(今商丘)同属京东西路;金时，兴定元年(1217)，砀山县因河水改道划境不便，由单州划归归德府管辖。兴定五年(1221)十二月，因永城为淮北要地，在芒山地区设置保安军镇，改永城县为永州，脱离亳州管辖，下辖永城、下邑、砀山、酂四县。1234年，金亡于蒙古，宋取归德府，砀山县属归德府管辖;元初，与酂县同时归附，属京东行省;至元二年(1265)，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天下，归并地方州县，以砀山在黄河以北，由归德府割属济宁府，“酂县入永州，降永州为永城县”，与宁陵、下邑隶属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南京路归德府所辖，至元二十五年，归德府更名汴梁路，永城随属。宋时，芒砀山脱离砀山县辖区划归永城管辖，此后砀山县虽以山为名，而山归入永城县境;金朝统治时期，永城县升为永州，开启了永城管辖酂、砀山县的历史。元朝初年，将酂县归并入永城，将永城由亳州改属归德府管辖。明洪武元年(1368)五月，河南行省归德府改为归德州，隶属于开封府，永城直属开封府管辖，十一月改归归德州管辖;嘉靖二十四年(1545)六月，复归德州为归德府，永城随属。清代，永城县域渐次缩小;清中期，境内的郸县(今丹城集)、新兴镇、鹿塘寨划归安徽，永城仍属河南省归德府;宣统三年(1911)，改属河南省开归陈许郑道归德府。总的来说，明清时期，永城县域变动不大，行政区划主要在开封和商丘之间变动。

二、永城旧志编纂情况

　　(一)明嘉靖《永城县志》的编纂

　　永城旧志创始于明代，嘉靖《永城县志》为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一部永城旧志。据嘉靖《永城县志·修志凡例》载：“嘉靖壬寅，浅斋魏公抚巡其地，将欲审原隰之利，究川途之归，度政树风，贞今酌古，乃文献不足征也。为于邑，遂檄教谕郑礼，俾创为之。礼与其徒秦时雍辈，搜逸罗故，分类辨方，往贯今古，概就采辑，亦略可考见一方矣。”浅斋魏公即魏有本。魏有本(1483～1552)，字伯深，号浅斋，浙江余姚人，正德十四年(1519)中举人，正德十六年(1521)中进士，曾任大理寺丞、大理寺少卿，升任右佥都御史、河南巡抚。郑礼，选贡，浙江长山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任永城教谕，学优行洁，在任五个月，纂修《永城县志》未成病故。秦时雍，字尧化，永城县人，嘉靖年间举人，官至宿松知县，著有《复庵文集》和《秦词正讹》，在《全明散曲》中有专门记载，《明清散曲史》对秦时雍评价很高，明代文学家吕天成的《曲品》把秦时雍列为明代最著名25位散曲作家。

　　嘉靖《永城县志》共6卷35目，6卷分别为：地理志卷、营建志卷、食货志卷、政事志卷、人物志卷、艺文志卷。地理志卷有8目：分野、建置、疆域、形胜、山川、坊里、风俗、古迹。营建志卷有6目：城池、公署、学校、邮舍、桥梁、祠庙。食货志卷有5目：户口、田赋、课程、土贡、物产。政事志卷有6目：职官、礼典、武备、储蓄、征役、灾祥。人物志卷有8目：戚里、选举、功烈、孝友、贞节、义行、掾史、异人。艺文志卷有2目：题咏、碑刻。嘉靖《永城县志》在体例和资料考证等方面，均过于草率，故为后人所批评，此志在编纂过程中存有不足之处，毕竟是目前存世最早的永城旧志，也是唯一现存的明代永城志书，对清代永城旧志的编纂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永城旧志编纂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二)清顺治《永城县志》的编纂

　　顺治《永城县志》为清代第一部永城旧志，始修于顺治十五年(1658)，从开始编纂到成书刊刻，仅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永城知县周正纪在《顺治年修志原序》中说道：“明以前无稽已，清定鼎以来，至顺治戊戌(1658)，始有侍御李公荫岩偕文学贾君开宗辑修之，前令程君孔思董其成。奉檄于戊戌之春，竣事于己亥(1659)之冬，盖亦几经岁时矣。”李荫岩也提到：“顺治十五年(1658)大司马中丞贾公缴行郡邑，各成其书。而永之令君陈公、程公，皆经理未竣相继以去。十七年(1660)六月书乃成。”陈公即陈攀龙，举人，山西泽州人，顺治十三(1656)年任永城知县。程公即程孔思，贡生，江南霍山人，顺治十六年(1659)任永城知县。到任后，因前任知县陈攀龙在时连年战火，兵灾之余，志书湮没残缺，奉命创修《永城县志》，聘请商丘诗人贾开宗和永城人李荫岩编纂，经理未竣，又调离永城，程孔思继续主修。贾开宗(1594～1661)字静子，号野鹿居士，明末清初才子，今河南商丘人，明末清初雪苑社的发起人之一。李荫岩，字岚如，崇祯十二年(1639)中举人，清顺治三年(1646)中进士，为清朝永城县第一个进士，曾任山东道御史。

　　由于缺乏相关史料记载，顺治《永城县志》刊刻情况均无从考核，但其大致内容和基本类目设置，可从现存嘉靖《永城县志》中窥见其一二。由于奉檄编修，时间紧迫，只能“克期严督，务求速就”，从开始编纂到成书刊刻，仅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永城教谕侯良弼曾评价此志说：“稽考旧志，成于先朝隆庆、嘉靖年间二经兵燹之后，版籍无存。至清朝戊戌(1658)，始奉檄纂于文学贾君开宗之手。一时艰于搜辑，止据世家大族所藏墓志、碑记及所闻见者编录成书。其体虽备，而记传繁芜，真赝滥入，议者讥之。”

　　(三)清康熙《永城县志》的编纂

　　康熙《永城县志》始于康熙三十年(1691)，竣工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至于修志的原因，永城知县周正纪在《康熙年修志原序》中说得很清楚：“《永城县志》明以前无稽矣。清定鼎以来，至顺治戊戌(1658)，始有侍御李公荫岩偕文学贾君开宗辑修之，前令程君孔思董其成。奉檄于戊戌之春，竣事于己亥(1659)之冬，盖亦几经岁时矣。其时因遭兵燹之后，典籍散失，老成沦亡，宜乎修辑如彼之艰也。迄今三十余年，恭逢圣治昌明，德化洋溢。土田既辟于前，人文复盛于昔，当重熙累洽之后，值礼明乐备之时，而顾使人文黯然弗彰，邑乘缺焉不备，是有司之过也。”

　　在类目设置上，与明嘉靖《永城县志》类目设置大致相同，采用平目体，只是在名称和归属方面做了局部调整。从版本看，此志九行二十字，四边双栏。全书共分为8卷，主要包括天文志、建置志、田赋志、职官志、人物志、传记志、碑铭志、灾异志等。其中，天文志包括：天文、分野、形胜、山川、风俗;建置志包括：沿革、疆域、城池、公署、学校、祠祭、沟渠、桥梁、里镇、集市、古迹、庙寺、祠墓、物产;田赋志包括：户口、土田、钱粮、起运、存留、修理、税课;职官志包括：职官、名宦、选举、武职、后妃、封赠;人物志主要包括：名宦、文学、隐逸、死难、殉难、侠义、孝友、乡贤、孝妇、贞妇、贞女、烈妇、烈女;传记志包括：艺文、序文、碑铭、诗文、纪略。

　　(四 )清光绪《永城县志》的编纂

　　《永城县志》康熙年间虽经修订，由于社会发展，已不能满足当时需要，正如时任归德知府的叶赫余庆在《重修永城县志序》中记载：“庆自庚寅岁(1890)来守是邦，值咸、同兵燹之后，郡邑各志多被毁，间有存者，亦皆百余年前旧本，志之待修固汲汲乎不可缓矣。永城为郡之属邑，志书散佚，历有年所。山左揆章岳君量移来莅，慨然有兴废举坠之志。开局采访，重加修订，六越月蒇厥事。举二百余年之废坠，一旦裒然成集，蔚为巨观，甚盛举也!”据吕永辉在《光绪重修志序》记载：“金元时叠罹兵燹，文献无征。明秦君时雍始创为志，国初聘贾君开宗重修加详，嗣周侯正纪续修之，耿侯晋光再修之。溯康熙三十五年(1696)，逮今二百余祀缺修，其间迭遭粤逆、皖匪之乱，旧家逃亡，人民离散，版章典籍荡然无存，良可慨也!”永城知县岳廷楷在《重修志序》也提到：“永志自康熙辛未(1691)迄今缺久未补，加以咸、同烽火频惊，版籍化为乌有，即大家仕族间有残编断简，亦不无鲁鱼亥豕之讹。抚坠绪兮茫茫，曷胜一发千钧之感。”

　　上文吕永辉提到的“粤逆、皖匪之乱”以及岳廷楷所说的“咸、同烽火频惊”就是指太平军攻陷永城县城事件。咸丰四年(1854)二月八日，太平军曾立昌、陈士保、许宗扬等率领太平军北伐援军挺进永城，代理知县傅锡纶、守备丁兆发不战而弃城逃跑。太平军进据县城，占县衙，开监狱，放囚徒，将县衙焚掠一空，彻底摧毁，那些为县令歌功颂德的碑刻，为中举光宗耀祖的牌坊皆被砸毁，连珍藏的各种图书也付之一炬，永城各种版本的古县志也随之化为灰烬。

　　清光绪《永城县志》由时任永城知县的岳廷楷任督修，胡赞采和吕永辉二人任纂修。岳廷楷，廪贡，山东利津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任永城知县。胡赞采，光州人、廪贡，光绪二十二年(1896)任永城训导。吕永辉，字伯光，永城城关镇人，吕履泰之子，清咸丰十一年(1861)拔贡，累官冕宁、奉节知县，因军功升同知，不久擢任直隶府知府、候补道台。他文思敏捷，诗文俱佳，著有《迎銮集》《笃实堂文集》《名言汇鉴》《国朝近思录》等。太丘书院山长、太康举人朱文麟和永城教谕、济源举人孔广阶为参订。永城举人丁其恂和蔡荫兰为总校。绘图由永城县人拔贡吕遐发和赵忠卿完成。采访主要有永城庠生吕遐潾，前新郑教谕杨毓芳，拔贡黄延宗、候补训导李伯海、刘敬斋，山东候补府经历吕遐纲，安徽候补巡检程云汉，岁贡生张价，邑庠生萧重三，监生丁超援、李梦蠡，邑廪生钟如鹤、罗奎、余鹏昌、孙维先，优廪生蔡菽兰，拔贡生吕瑛，庠生杨心渠，江苏巡检成省堂，安徽巡检牛蕙昌等人。缮写主要有永城举人卢鸿钧，邑庠生孙敬涵、郝向义、李荫棠、戴荣章、姬茂馨、丁廷春，监生吕重昌，邑廪生周维贞、余恩波、王乐三、杨士彦、朱存桢、张心铭，儒童陈继先、陈仁义、裴六龙、李子亮、韩继宗、张立本、李泰来等人完成。

　　全书共分为绘舆地图、圣制志、地理志、职官表、建置志、学校志、兵防志、度支志、祀典志、名宦志、选举表、俗产志、古迹志、灾异志、人物志、列女志、词章志、叛逆志等18卷92个子目20万字左右，有志有传，且以类相附，体例完备，资料翔实，考据亦精。词章志收200余部著述，著有撰者，有序皆收，保存了地方文献，为后人所称颂。

　　(五)民国《永城县志》的编纂

　　民国时期编纂的永城旧志有两种，其一是台湾人高明元主持撰写，翟廷杰、王明奎、张致贞、彭云龙、张钊、李静一、李秉琳、李名显、张国第、翟震等参与编修。其二是原国民党永城县长田中田所纂。两个版本均不分卷，都是以大事记的方式记载，内容非常简略，大致分三部分：一是永城县概况，包括自然、山川、水陆交通等;二是社会概况，包括人口、政府组织结构、财政收支、风土民情、文化、卫生等;三是施政方针，包括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两部志虽然简略，但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对研究永城县民国时期的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六)新中国成立以后首部《永城县志》(稿)的面世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志书编写工作。1957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把编写新的地方志列为《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草案)》的12个重点项目之一，于1958年成立了地方志小组，新中国的地方志工作逐步展开。当时的永城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要求，及时启动《永城县志》编写工作，到20世纪60年代末，经过反复修编的《永城县志》(稿)32开本内部铅字排版印刷200本，供县级领导和各单位、各公社审读。后来，由于政治运动影响和资金紧张，没有修订再版，官方保存的志稿也被焚毁，仅民间罕有散传。该本《永城县志》除内容相对于台湾版民国时期《永城县志》资料更加丰富、翔实外，突出的特点是政治意义显著大于历史意义，但版块设计和内容，从专业性、知识性、科学性到实用性等方面都无法与1991年版的《永城县志》类比。

三、永城旧志的编纂理论和体例结构

　　(一)关于方志的性质

　　方志具有何种性质，一直就存有争议。起初方志往往被归入史部地理类，被视为地理之书，如唐代刘知几：“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檬《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宋元时期，方志趋于定型，所记内容不再局限于地理沿革，政治、经济及人文内容有所增加，除“方志地理说”外，出现了“方志历史说”，视方志为历史著作，属于历史学范畴，如郑樵在《通志·总叙》中云：“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书·大传》曰：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有思而不史，责之承。是以宋郑之史，皆谓之志。”明清时期，方志的历史属性，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随后两种观点长期出现对峙，甚至在清乾嘉时期，发生了分别以戴震和章学诚为代表的“章、戴方志之争”，此次论战情况保存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而“民国时，不少修志家和学者折衷两说，提出了方志既是地理书，又是历史书，史地兼而有之的主张。”

　　我们从现存永城旧志可知，《永城县志》的纂修者大都坚持“方志历史说”。有的直接提出“诚以邑之有志，尤国之有史”的看法。如吕永辉在《光绪重修志序》说道：“史者，所以征文考献也。古者，一国有一国之史，一郡有一郡之史，一邑有一邑之史。”胡宗鼎在清康熙《永城县志原序》中提到：“志犹史也，而或从体要，或事纤悉，或以示惩劝，或以备考稽，其旨亦不得而遽同矣。虽然，班固《汉书》史也，而十志名焉，后之为史者因之，陈寿纪三国史也，而通名为志，故志犹史也，所以傍史而为之翼者也。”还有的在方志的编修过程中，认为是志不仅包含地理山川，同时还有人口、赋税、人物等内容。永城知县程孔思在《康熙年修志原序》云：“旧分六门：地理、营建、食货、政事、人物、艺文。夫唐虞授时，首崇历象，天文不可缺也。且邮舍、桥梁属地理，名宦属人物，参错不类，遂厘正之为八：曰天文，曰建置，曰田赋，曰典礼，曰职官，曰人物，曰艺文，曰灾异，以意补其遗者而志成。”李荫岩在《康熙年修志原序》中也记载道：“朝廷之事，史以载之，郡邑一方之事，载于志以补史书所未尽。而其风俗、人物、职官、政赋、灾祥、礼乐，皆所以传天下而信后世。”总之，上述永城旧志的纂修者们，在编修志书的过程中，均注重发挥方志的史鉴作用，强调方志的历史属性。

　　(二)关于方志的功用

　　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作。由于方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其“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也普遍为人们所认可。

　　当时，主持编纂永城县志的地方官，大都从外地调任而来，对当地的情况了解甚少，为尽快掌握当地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及盛衰得失等情况，以便更好统治，不得不借助旧志。如永城知县耿晋光在康熙《永城县志》中云：“余惟欲知千古之事，不可不读史，欲知一邑之事，不可不观志。史详历代之兴衰，志备偏隅之始末。今抚斯志，庶几以慰怀来矣。有其创始，必有续成。余备员司牧，继政来治是邑，岂非今日之首务哉?捐俸付梓，刊载成书，昭阳圣天子德化，覃敷诸上台旬宣至意，兼以饬吏治云。”由此可知，方志之所以受当时地方官重视，关键在于它的资政功能是其他文献所无法代替的。此外，在志书的编纂过程中，一些永城旧志的纂修者，把有利于吏治作为志书编修的主要指导思想，认为志书的资政功能，不仅关乎一时之治，还有利于长远之治。永城知县程孔思在《康熙年修志原序》中云：“昔余为萧博士，距永仅百里，闻其土丰而俗淳。然萧与永虽相距非遥，而隔在两省。今躬历其境，田多荒芜，东南之交其壤黑坟，湖水蔽天，棒荆塞道，且夏淫弥月，来牟未登，秋成漂没，舟行田间。会余西谒，见妇子褓抱携持者相踵于道，问其自，皆曰来自永邑。余惊异之，回忆在萧所闻者天壤。夫为邑司牧，利者兴之，害者除之。然天下利与害恒相倚伏，余以莅事浅而性介力绵，务拮据卒屠，以矢此念于未艾，庶几曰利之兴也，乃以莅事浅而未能遽兴也，害之去也，乃以莅事浅而未能遽去也。载之于志，是即古之《舂陵行》也。今之灾伤疏也，所关于斯地斯民诚非细也，宁第文献之足征也哉!”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非常清楚，“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故作为地方官的归德知府的叶赫余庆，与百姓接触较多，体会颇深，故云：“自兹以往，官斯土者，得以犁然于典章之沿革，民生之利病，因势利导，而有所折衷，邑人士亦可缅厥前修，借以为鉴，知吏治民风将必有蒸蒸日上者，而庆亦窃幸得睹乂安之效焉。”此外，永城旧志的编纂者认为，永城历史上名人辈出，在很多方面为后人做出了榜样，应借助修志为其立传，表彰前贤以励后人。如若不然，那些政绩可观之良牧，品谊足述之乡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将湮灭无存。另一方面，借助方志表彰前贤，还可达到移风易俗、教化乡里的目的。正如李荫岩所云：“余既幸躬逢其盛，因述之以示后人，俾后之人悉然废兴之故，感发劝勉，益知奋兴于名教，此志之传不滋重乎?至于志中之经纬曲折，各有攸归，读者能自悉之，毋庸余之为赘也。”

　　方志于一地之民风士俗、建置物产、人物古迹等虽微必录，无不详备，永城知县耿晋光曾云：“取而翻阅，博稽则有星野、舆图、朝常、官制、校序、坛庙、赋役、户口、桥梁、庙庾、土地、物产、士氓、读法、习礼之制在，若先贤、名宦、忠孝、节廉、德行、文学、士表、女宗、潜德、幽光与夫仙释、方木崇灾祥婚艺文之事，百里之内无不班班足纪焉。余惟欲知千古之事，不可不读史，欲知一邑之事，不可不观志。”

　　方志汇全郡之事于一书，可为撰修地方史乃至国史提供史料。清朝时期，由于编修一统志、会典等全国性的史书，要求各地奉檄修志，以备采辑，永城知县程孔思在《康熙年修志原序》中云：“时奉宪文，虑中原文献凋谢，纂修之檄颁郡邑者将一年所矣。予奉檄瞿瞿，更中心怿悦，爰董厥事，聘郡明经贾生开宗纂定之。”此外，从编修目的看，一些纂修者认为修志同于修史，故于一地之史实不厌其详，以备考核，也正是这种存史功能，才使得有关当地的珍贵史料，得以保存下来。

　　(三)关于方志的编修要求

　　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认为，一方之志即为一方之史，故在方志的编修上，提倡注重章法，主张应以史家法度纂修一地之志，“虽曰一方之志，亦国史之具体而微矣。”事实上，这种把修史理论应用到修志之中的思想，在章学诚之前，一些永城旧志的编纂者，已在修志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河南按察司副使、奉敕督学德平葛守礼在明嘉靖《永城县志》序中云：“礼与其徒秦时雍辈，搜逸罗故，分类辨方，往贯今古，概就采辑，亦略可考见一方矣。录上，魏公乃下学台裁正。余谓其别类靡伦，纂言少据，摭细而芜，失诠而棼，皆足以病纪事。”

　　其次，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以己意增饰”。如嘉靖《永城县志》中规定，在编修是志时，强调要尊重史实，对前志中不确定的内容进行考证，有违常理的内容，摒弃不用，“志有四益：作史者采其文，观风者觇其情，观政者知其务，考古者证其实，故一字不可苟。今于县事，皆核实详录，仍偏考诸志，特分六纲三十五目云。”随后，又以吴士中和孙愚之事为例，进一步举例说明修志应注重史实，以修“信志”的标准指导是志的纂修，“旧志职官，止录知县、典史，而不录县丞、主簿，意者国初有裁省例，后始增置二官。然而，考诸本志，则又云：洪武辛酉，县丞吴士中升任户部主事，永乐九年主簿孙愚调永城。又公署类亦载有县丞、主簿宅，则知洪武、永乐时，又未尝无此二官，或永乐中年官始有废置欤?今皆无考，故不敢强为之说。但景泰元年以前悉仍旧志，以后则稽诸案籍，访诸故老，知一人，录一人，传一事，录一事，其臧否优劣，姑听故老口传，别无所据。”

　　同时，在材料的选择上，也要求实事求是，坚持有所录、有所不录的原则。由于修志要求略古详今，故其局限性则是书中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辞，“由于旧志编修人员多是邑人，或从外地礼聘而来，再加之地方官绅主修，或爱乡心切，或受人之托，结果互为标榜，浮夸乡里、美化当政宦迹的现象极为普遍。”永城旧志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类情况，但是部分编修者已经意识到此类问题的重要性，在序言当中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感情的任意发挥。永城知县周正纪就要求参修者：“其旧志中有文词之舛谬，事迹之繁芜者，不得不略为艾正，以存前辈典型。”

　　根据黄苇的观点，我国古代方志依其详略不同，大体可分为尚繁和尚简两类。“尚繁型志书内容详尽，材料丰富，能全面、系统地反映一地历史与现状，体现地方特色，增强方志实用价值，虽难免有部分流于芜杂，文字叙述不够流畅，但就内容而言，还是可资取的;简志载记简约，文笔流畅，可读性强，虽可反映一地概况，体现地方特色，但资料不及繁志。”而我们根据现存永城旧志可知，一些志书的编纂者则主张修志应繁简适中，永城教谕侯良弼就说道：“先定其纲，次分其目，删繁复，绝请托。琐细鲜实者，罔敢滥赘，唯求取信后世焉。”

　　(四)永城旧志的体例结构

　　方志把一地之疆域、沿革、赋役、人物、古迹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有条不紊地记录下来，其中体例起到关键性作用。所谓方志体例，“简而言之，将一地政区内方方面面情状按一定形式、方法和原则剪裁、编辑，并以规范文字撰写成书，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规范化和准确化，它既是志书内容的体现，又是修志目的贯彻;既是方志书编纂准则，又是方志特征反映。”古代方志纂修者以及方志学家都较重视方志体例的作用，“志者，史之一隅，州志又志之一隅也。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散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修志之道，先严体例，义不先立，例无由起，故志家必以凡例冠之。”黄苇的《方志学》则表述得更加具体：“有了完备适宜的体例，便利于志书编纂，使编写过程有章可循，有例可据，避免内容颠倒、重叠或杂乱无章，进而完成谋篇布局，使志书层次分明，归属得当，纲举目张，程式得体，从形式方面确保志书质量。”方志的体例种类较多，就结构而言，有纪传体、平目体、纲目体等等。就永城旧志来看，则一般以平目体志书居多。

　　所谓平目体，即志书内容分为若干类，各类目平行排例，互相独立，无所统属。如嘉靖《永城县志》全书设6卷，加上附录共有35目。分别为：卷首;图;卷一：分野、建置沿革、世谱、疆域、形胜、山川、坊里、风俗、古迹;卷二：城池、公署、学校、邮舍、桥梁、祠庙;卷三：户口、田赋、课程、土贡、物产;卷四：职官、礼典、武备、储蓄、征役、灾祥;卷五：戚里、选举、功烈、孝友、贞节、义行、掾史、异人;卷六：题咏、碑刻。再如光绪《永城县志》，全书共分为8卷，主要包括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田赋志、职官志、人物志、传记志、碑铭志等。卷首：目录序、凡例、修志姓氏、永城县图;卷一，圣制志：卧碑、御旨、碑文;卷二，地理志：疆域、山川、沟渠、里镇、村庄、分野、邮舍;卷三，职官志：县令年表、丞佐年表;卷四，职官志：教职年表;卷五，建置志：城池、衙署、阁坊、桥梁、庙寺、沿革;卷六，学校志：儒学、书院、义学;卷七，兵防志：参将、守备、营汛;卷八，度支志：户口、土田、额征、漕折、起解;卷九，度支志：摊捐、留支、监引、仓谷、杂税、贡品;卷十，祀典志：上祀、中祀、名宦、乡贤、忠义、孝友、节孝、群祀;卷十一，名宦志：汉、宋、元、明及清朝循吏传;卷十二，选举志：征辟、进士、举人、贡生年表、监生;卷十三，俗产志：风俗、物产;卷十四，古迹志：岩洞、园林、坟墓、金石、第宅;卷十五，灾异志：历代灾、祥;卷十六，人物志：周、汉名贤列传;卷十七，人物志：唐、宋仕迹;卷十八，人物志：明仕迹;卷十九，人物志：明仕迹;卷二十，人物志：清朝仕迹;卷二十一，人物志：孝友;卷二十二，人物志：义行;卷二十三，人物志：文苑;卷二十四，人物志：武功、武科、荫袭、耆寿、乡饮、封赠;卷二十五，人物志：隐逸、仙异、寓贤;卷二十六，人物志：忠义;卷二十七，人物志：死难;卷二十八，烈女志：后妃、孝妇;卷二十九，烈女志：节妇;卷三十，烈女志：节妇;卷三十一，烈女志：烈妇;卷三十二，烈女志：孝女、名媛、烈女、贞女、寿妇;卷三十三，词章志：碑记;卷三十四，词章志：序传;卷三十五，词章志：祭文、墓志、赋赞;卷三十六，词章志：诗、著述;卷三十七，叛逆志;卷三十八，杂识志;卷三十九，忠贞录;卷四十，杂记。

四、永城旧志的文献价值

　　(一)经济方面的资料

　　一方之志，大都重视记载一地之物，永城旧志也是如此。明嘉靖《永城县志·物产》卷记载当地物产时，植物分为谷、蔬、木、果等10类110余种，动物分为羽族、毛族、水族三类35种。清光绪《永城县志·物产》所登物产大都详加注解，内容更为丰富。如“石榴、柿、枣合邑皆产，有长枣、圆红、鸡心、核桃诸种。生食者有水枣、酸枣、苹果三种。枣干此果入贡，有炕晒二种。制法：以小铜刀刮皮，以铜管去核。”“黄酒以红谷及黍为之，土人逢年节以此款客。小药酒以高粱、大麦为之，内用小曲杂药料酿成。”这些记载对了解永城生物品种及其演变，具有重要价值，为了解当时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保存了珍贵资料。

　　永城县作为全国中药材集散地，其药材种植历史悠久，这在永城旧志中也能窥其大略，现存永城旧志在“物产”类目中，大都设有“药类”一门，这也充分显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如嘉靖《永城县志·物产》卷，记载有地产药材桑白皮、蛇床子、天仙子、僵蚕、斑蝥、麦门冬、香附子、葛根、瓜蒌、枸杞子、大黄、茱萸、地黄、艾、小茴香等中草药多达15种。县志所记载的瓜篓又名药瓜，果根均是药材。永城县的瓜篓家种、野生均有，因瓜篓油大、肉厚、质地优良、药用价值高被列为贡品。瓜篓晾晒制干入药，性寒、味苦，有润肺、祛痰、滑肠散结的作用。清光绪《永城县志·物产》记载有补骨脂、瓜蒌、天花粉、半夏、地骨皮、槐子、紫花地丁、益母草、木贼草、牵牛、香附、葛根、麦芽、白菊花、蝉蜕、蒲嫩芽、葵芦、荻茅、茵陈艾、僵蚕、斑蝥、车前子、何首乌、金银花、皂角、薄荷、大黄、黄芪、荆芥、罂粟壳、王不留行、菟丝子 桃仁、杏仁、马蓝草、麦冬、桑白皮、蛇床子、小茴香、茱萸、天仙子等中草药41种，并且详细记述了药材的产地和用途。如“补骨脂，产顺和集”，“茅有红白二种，可以葺屋”。补骨脂在清康熙《永城县志》中也有记载，为永城县传统药材，历史悠久，清初传入永城，其品质优良，具有暖胃、补精益髓、健脾散寒之功能。这些资料为研究当地药业经济发展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具有重要的药学价值。

　　(二)名胜古迹方面的资料

　　由于永城历史久远，名贤辈出，留下很多珍贵的文化遗迹，作为是地重要典籍的永城旧志，在内容方面势必要有所反映。据现存永城旧志可知，历次所修的《永城县志》，均设“古迹”一目，如康熙《永城县志》卷十四“古迹志”列有夫子岩、孝王洞、拜将台、隋堤、张飞寨、古埋头镇、梁孝王东苑、芝阁、紫气岩、钓鱼台、崇法寺塔、汉高祖庙址、汉高祖斩蛇处、陈隐王涉墓、朱仁轨墓、呼廷赞墓、均庆寺碑、莲花池、还金闾、响泉、吕寿阳令绮园等古迹，共计100余处，并且详细记述某些古迹的地理位置，如“陈平墓，在太丘集东北，冢甚高。”“汉高祖斩蛇处，在庙前大泽北畔。”“朱仁轨墓，在县东棫村集东南。”全书共对当地重要古迹，进行了详细考证，对古迹的记载多与《水经注》相吻合，可见其所载资料比较真实可信。是志有关当地古迹遗存的记载，资料翔实，论证充分，对研究当地古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光绪《永城县志》则保存了大量与当地古迹有关的文献记录，全书收录与古迹相关的碑文多达49篇。如卷三十三词章志中存有《明邑侯魏公设永清堡碑铭》《改建太丘驿碑记》《永城新设归仁里碑记》《芝阁记》《邑侯王公重修八蜡庙记》《夫子岩碑记》《新修迎春阁记》《迎春阁记》《重建孝友朱仁轨碑记》《陈仲弓祠记》《新建陈仲弓先生祠记》《重修韩公亭记》《邑侯魏公祠碑记》《县令李公去思碑记》《永城县尹张公去思碑》《永城县令张侯去思碑》《邑侯左公祠碑记》《邑侯傅公守城碑记》《重修夫子岩记》《浚城北沟渠记》《疏浚山城集一带沟渠记》《开浚城南沟渠记》《隆庆新建太丘书院碑记》《重修太丘书院碑记》《光绪年扩修太丘书院碑记》等多篇碑刻碑文，这些文献大都记述了当地古迹遗存的修建时间、过程和原因等内容。如《迎春阁记》，迎春阁位于永城三台阁东二里的隋唐大运河遗址北堤上，原名叫锁钥阁。之所以叫锁钥阁，原来这里隋唐大运河自东南向西北横穿而过，此地乃大运河入城之关口，就像永城的脖颈一样。锁钥阁是大运河永城的关口和卡口，在当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南宋末年大运河废弃后，锁钥阁便失去了作用和价值。从此毁弃在荒郊野外，形成败壁残垣，无人问津。直到明朝万历三十五年(1607)，魏纯粹来永城当县令，锁钥阁才得到重修，并改名叫迎春阁。明代永城名士王连瑛专门写了一篇碑文《迎春阁记》，以纪念此事。文中说“自建此阁，邑中灾浸不作，民无流亡，凡以科第显者往往能致大官”，可见迎春阁犹如镇宅之宝，颇有灵气。但明朝末年被战火焚烧毁坏。清朝康熙年间，永城县令周正纪又重修迎春阁，并亲自写了一篇碑文《新修迎春阁记》。说明了修建的缘由是源于自己当县令的责任，他说：“一事之废兴，亦足以观民生之休戚，非守土者之责而谁责乎?”康熙辛末(1691)，因其旧址重新修建，一月而成。修建的目的是使人们“揽四郊之葱郁，睹人物之阜安”，作用是“娱心志，奢游观”。迎春阁成为永城一大风景名胜，也成为永城东隋堤驿道一处地标。由此可见，这些碑刻、文字无疑是研究永城古迹和当地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对了解永城古迹遗存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三)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料

　　永城自古文人辈出，文化较为繁荣，如永城县令左思明在《隆庆新建太丘书院碑记》曾云：“永城宿应房火，川流汴浍，山雄芒砀，诸生胎清育秀，得以贯天之元精，揭地之灵异。兼以我祖宗稽古右文，储才造士二百余年，大化之浃洽，昌期之钟萃，彬彬郁郁，其生也有时，迩来甲第联翩，科第接踵，与河洛争衡，非复昔日之永城矣。察其地，考其时，凡诸生敬业乐群于斯者，皆俊髦也。襟怀期待，庸肯以第一流人自诿耶?以博学，则出入古今;以穷理，则究极蕴奥;以为文，则驰骤风云;以克念，则羽翼圣贤，以景行，则乡贤有孝友，名宦有仲弓、忠献;固不必远有所慕，能自得师也。”此言虽有溢美之辞，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永城县深厚的文化底蕴。嘉靖《永城县志·艺文卷》就收录了《达鲁花赤囊加歹公树政之碑》《义门曹氏世德碑》《旌异义士曹君仲容墓表》《王义士传》《永城县新城碑记》《永城科贡题名碑记》《永城县堂屏图碑记》《涟川八景》《咏张烈女》《哀哀行》《题浍滨书院》《永城春望》《重过永城》《题均庆寺》《砀山怀古》《永城感兴》等40余篇文赋、诗歌。尤其是光绪《永城县志·词章志》，收录了马之骐的《赠李封公序》、方苞的《送李雨苍序》《莱阳县李公暨配练孺人墓志铭》、皇甫冲的《王义士传》、吕坤的《胡锦屏传》《祭李孺野文》、贾开宗的《李孝子传》、王连瑛的《子瑷主君家传》、翁方纲的《任烈妇王氏传》、马永卿的《自撰志铭》、李文英的《义门曹氏世德墓碑》、张星的《武惠王世德碑》、杨士奇的《明彭城伯张公墓志》、杨溥的《惠安伯张公墓志》、练国事的《赠兵部尚书中丞王公墓志铭》《奇荒赋》、黎淳的《义士曹仲容墓表》、沈桂芬的《资政大夫吕公墓志铭》、李惺的《太学李公配黄孺人合葬墓志铭》、孟曾的《李楞香墓志》等碑记、序传、杂著、诗歌共计140余篇。是志艺文部分内容丰富、价值之高，受到后人的称赞，为研究永城县地方史保存了重要资料。同时，还记载了明清时期永城当地的风俗民情，这对考察当地文化发展变化，均具有重要价值。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各级官吏出于统治的需要，大都重视教育的作用，永城旧志对当地教育情况的记载也很详细。永城的儒学创立于宋庆历年间，庆历皇帝“诏天下立学，永城奉诏建学(黉学，即孔庙)于城南门外，拓地南至城，东西至居民，北至常平仓，西北独长至居民。”即现在的永城旧县城——西城区文萃街与解放路交叉口东北方向的地方。金升永城为州，孔庙为州学，后被兵祸所毁。元初，邑民屈瑄进行修复。后又几度毁复，康熙二十三年、雍正四年、乾隆二十三年又多次重修。县志就孔庙专门绘有一张图，它的建筑格局是以大成殿为主体建筑中心，南北纵向轴线贯穿整座建筑，左右对称，布局严谨。从南向北，照壁、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启圣殿，依次排列在中轴线上。大成殿两侧为廊庑厢房，分别供奉着孔子门生七十二贤。孔庙大门两侧，左有名官祠、忠义祠，右有乡贤祠、节孝祠，两祠后建有敬一亭。孔庙东有文昌祠，祠内建有文昌阁，后有三代祠。县志还记载，孔庙棂星门外“旧有屏墙如肩，更新之以彩色琉璃，高丈许。屏之内外凿三池，池之上各跨以三石梁，梁之南砌以梯，曰‘登云梯’。梯之上树一坊，曰‘青云坊’”“仙人桥在棂星门外，郑东升建，桥南直达青云坊”。这就是说，出棂星门，经过池上三石梁之“仙人桥”，便迈上登云梯，登上青云坊。寓意读书人在这里努力学习，便可青云直上。儒学署的位置，按照县志中的《重修明伦堂碑记》记载：“永城文庙迤西，有堂三楹，广七寻，深五寻有奇，层檐崇砌，窿然以高。”并绘有儒学署图，明伦堂就在儒学署内。孔庙与儒学之间是太丘书院。“太丘书院，明隆历二年，知县左思明创建于太丘驿故址，即今县衙。乾隆三十一年，知县周梦龙移建于黉宫儒学间。”太丘书院的全貌，县志专门绘有太丘书院图。进书院大门向后走，到观成堂要经过龙门，观成堂两侧分别有前东号房和前西号房。观成堂后是延茂堂，东西各有号房三十间。最后是乐育堂，也有东西廊庑。据县志记载，清光绪元年，知县汪赓才同邑绅吕永辉改修太丘书院内的“讲堂三楹，号舍十八楹，计号三百四十二。二门以前斋房三楹，厨房一，大门一。知县沈传义禀移训导署，即其址建后堂五楹，颜曰‘乐育’;东西斋房各三楹，厨灶、茶炉各一所;中堂五楹，颜曰‘延茂’;号舍二十六楹，计号八百七十四;改修龙门一，大门三楹，照壁一座”。太丘书院经清光绪元年重修，解决了考生就试之苦。据记载，明清时期永城共选贡生302人，大部分来自太丘书院。

　　通过对清光绪《永城县志》孔庙、太丘书院、儒学署、青云坊等建筑物的位置，以及他们的排列格局，对了解当时永城学校兴废、发展变化，以及学校规模等情况，均具有重要价值，并为研究当时学校所学课程内容、范围等情况，保存了珍贵资料。是志有关学校的记载之翔实，在其他方志著述中是不多见的。

　　(四)自然灾害方面的资料

　　方志作为地方性著作，在“灾祥”一目中，对当地历次所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均有所记载。如光绪《永城县志》卷十五灾异志记载了从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间，永城县历次所发生的自然灾害，其灾荒类型主要有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瘟疫、雨雪冰雹等多种。同时旧志还记述了当时社会对一些重大自然灾害的救治情况。如明嘉靖《永城县志》记载：“元成宗大德二年秋，大雨，河决。归德属县田庐禾稼多没，诏免田租之半。”又如光绪《永城县志》卷十五灾异志记载道：“康熙二十五年春，民大饥，奉各宪捐赈，发粟赈济。”《疏浚山城集一带沟渠记》则详细记载了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永城县令周正纪率民疏浚白洋沟的感人场景，“于是劝督近山人户，分工逐段疏浚，一如治堤南北者而利导之，使之顺流东注，以渐除其害。百姓始犹畏其用力之艰，继乃乐其成功之易，请勒诸石以示永久。”“于是城北之人，乐侯之爱我而除其患也，相与鼓舞趋事，旬日讫工，不爽晷刻。”永城旧志有关自然灾害的详细记述，无疑是研究当地灾荒史的珍贵资料。

　　(五)人物事迹方面的资料

　　“历朝历代，各地所修省、府、州、县以至乡镇诸志，都必载人物，形成一个定例和传统，代代相承。”永城旧志也不例外，明嘉靖《永城县志》人物记述分为戚里、选举、功烈、孝友、贞节、义行等6小类，其内容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光绪《永城县志》人物志则分为周汉名贤列传、唐宋仕迹、明仕迹、清朝仕迹、孝友、义行、文苑、武科、荫袭、耆寿、乡饮、封赠、隐逸、仙异、寓贤、忠义、死难、后妃、孝妇、节妇、烈妇、孝女、名媛、烈女、贞女、寿妇等类目。人物列传将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其分类之细，可见是志对人物记载的重视程度。如“后妃卷”则记载了明仁宗张皇后、宣宗孙皇后两位永城籍后妃的内容。张皇后历经了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朝，促成了历史上的“仁宣之治”，被誉为“女中尧舜”。永城先后出现了明仁宗张皇后、明宣宗孙皇后两位皇后，成为著名的“皇后之乡”。一方之志一般只载本地人物，由于当时永城物华天宝，文化灿烂，来永的外地人口日益增多，有些久居此地，事业卓著，闻名乡里，为记载这些外地名人，是志故设“寓贤”一门，加以记述。“易开泰，商城人，以事寄居于永，精于奇门遁甲，工书。”“姜禹绪，杞县人，任为总镇都督同知，移居城南浍水北岸，家焉。”“蔡光潾，字白斋，山阴人。工画墨菊，随其父母游官河南，历任灵宝典史、会亭县丞，卒入籍焉。”

　　明嘉靖《永城县志》在坛庙、陵墓、碑记、序传等类目中，共收录有关人物传记的碑文、小传20余篇，如《王义士传》《旌异义士曹君仲容墓表》《故昭勇将军府军左卫指挥使张君墓志铭》《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惠安伯张公圹志》《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彭城伯张公墓志铭》《永城县尹张公去思碑》《义门曹氏世德碑》《故资善大夫沿江大都督赠金紫光禄大夫、侍中谥毅敏陈公墓志铭并序》《县尹宋公去思碑》《达鲁花赤囊加歹公树政之碑》等。光绪《永城县志》则录入了《邑侯左公祠碑记》《邑侯魏公祠碑记》《县令李公去思碑记》《新建陈仲弓先生祠记》等10余篇。永城旧志中有关当地人物的记载，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不仅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还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这些碑文传记无疑是研究永城人物史的珍贵资料。

　　总之，永城旧志虽然为明清时期所编，编修时间不甚久远，但是永城旧志在历次纂修过程中则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从而使不同历史阶段的各方面资料，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永城旧志内容较为丰富，史料来源广泛，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有些旧志在编纂过程中，非常重视史料的收集，从现存的几种《永城县志》可以看出，书中不仅保存了大量涉及社会经济、名胜古迹、文化教育、地理水文、自然灾害、人物事迹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还对当时的军事防御、城区建设、医药科技等方面的情况，也作了详细介绍，这些资料对了解和研究永城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参考。“由于旧志编修人员多是邑人，或从外地礼聘而来，再加之地方官绅主修，或爱乡心切，或受人之托，结果互为标榜，浮夸乡里、美化当政宦迹的现象极为普遍。”永城旧志也存有上述局限，书中难免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辞，在使用这些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应加以甄别。但就总体而言，永城旧志中所保存的丰富而又翔实的文献资料，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情况，是考察永城乃至整个豫东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资料，具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