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组织的历史演变——以中共商丘早期党组织创建为例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一成立，就对组织发展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处于党的工作最前沿，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领导延伸到基层的重要载体。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与党始终高度重视做好基层工作是分不开的。

　　但在中共建立初期，党员人数较少，党的组织设置很不健全，且分布地域有限，对基层组织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组、小组指定为党的基层组织，直至中共四大时才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层组织。目前，学界对党的早期基层组织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党对组、小组和支部制度的探索、贡献以及对某个城市支部或农村组、小组、支部的考察。但是，囿于史料利用的不足，学界对党的早期基层组织的研究还有薄弱之处，特别是对党的早期支部制度的形成及其革命实践的专门研究，尚有较大的探讨空间。本文对中共早期基层组织制度的建立与实践作简要概述，并以中共商丘基层组织的实践为例，揭示党的早期基层组织制度与实际运作之间的效力和张力。

　　一、组、小组、支部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在中共建立之初，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地域分布有限，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基层组织的名称经历了从“组”、“小组”到“支部”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党的组织只设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组织，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虽然没有规定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对吸收新党员和入党手续作了明确的规定。之后随着各地党员人数的增加，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便提上了日程。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第四条对党的基层组织做了规定：“农村、工厂、铁路、矿山、兵营、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指定隶属邻近之支部或直属区执行委员会;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按照党章第四条的规定，党的组织系统分为四个层次，即中央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支部和组。在党的整个组织系统中，组处于最基层的地位。党章规定：“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这就表明，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单位，是党的基层组织的最初形态。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召开。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其中第二章第五条规定：“ 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不满五人之处，亦当有组织，公推书记一人，属于附近之区或直接属于中央”。基于这个规定，从此党的基层组织由组改为小组。

　　1925年 1月 11日至 22日，中共四大召开。为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巩固党的基础，并有利于扩大党的力量，对党章作了进一步的修改，这次会议通过的党章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层组织。会议初步制定了党的支部制度：一是规定了支部的工作职责和任务，指出支部的作用不仅限于“教育党员”和“吸收党员”，还肩负着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二是规定了支部的设置原则，支部的设置应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也可以地域为标准;三是规定了支部的组织制度和活动方式，新党章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支部的领导机构为支部干事会，每支部“公推”书记 1人，由 3人组成支部干事会。党员人数较多的支部，可以斟酌情形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 1人。

　　之后，中共对支部制度作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1926年 1月，中共为加强支部建设发布了《中央组织部通告第二号——加强支部工作与组织计划工作等》。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又在《党刊》发表了《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对第二号通告作了几点补充：一是系统阐述了支部的八大职能，即“党的组织单位”“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学校”“党在群众中的核心”“发展党的工具”“党在群众中的耳目手足”“党的生活中心”“党的战斗的武器”“党的实际监督党员工作的机关”;二是规定了支部自我教育的标准，也就是“思想的政治化”“研究的系统化”“生活的集体化”“行动的纪律化”“信任党的心理”“养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三是规定了支部会议的基本内容，要求支部每周应开会一次，会议主席轮流担任，主要内容为“政治报告”“讨论如何发展党”“分配同志的工作”“讨论实现党的政策的具体方法”“同志工作的批评”“报告和讨论党内外生活”;四是规定了支部书记的职责，主要执行上级“交托的一切政策和计划”“教育同志”“组织群众”“具体的工作计划”“出席团的支部会议”“吸收进步的分子入党”六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版，第35-36、611-618页)

　　二、组、小组、支部制度在中国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央局把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列为重要的任务。其中，中共二大召开后，全国建立了70多个组(见于共产国际《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稿件)。

　　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组织建设是松懈的，是不规范的。笔者在搜索相关资料时发现，各地早期基层组织建设并不是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纲(一大没有党章，只有党纲)、党章来发展和建设基层组织的，组、小组和支部的使用是不严谨的，有的是同期把组、小组、支部当做是党的基层组织来建设的。并不是只在中共二大之后才有组、中共三大之后才有小组、中共四大后才有党支部的，甚至在中共一大召开后，同时有组、小组和支部作为基层组织并存。

　　以中共二大之前的组、小组、支部为例。1921年8月，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领导。北京地委成立后，在着手发展北京市党、团组织的同时，派出一些党员到近代工业发达的天津、唐山、太原等地及铁路沿线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党、团员和工会组织。其中1921年由北京地委(1921年8月至1922年7月)党员建立，或派出人员发展党员建立的支部、小组有4个，即北京东城(北京大学)支部(1921年)、北京西城(北京师范大学)支部(1921年)、中共长辛店机厂小组(1921年冬)和中共洛阳组(1921年12月)。据2000年编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这4个支部、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北方地区最早发展的党组织。其中北京东城支部和北京西城支部就是中共二大前成立的党支部。

　　1922年2月，安源路矿建立了党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49页)1921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同志两次来到安源煤矿，考察安源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基础。经共产党人在工人群众中的启蒙教育和领导发动，1922年2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安源路矿支部。1922年2月，吸收6名工人为共产党员，建立中共安源路矿支部，隶属中共湖南支部。

　　1922年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共产党员李震瀛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派遣，到徐州指导工人运动，负责筹建党组织。大罢工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陇海线建立党的组织，于1922年的2月份成立了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支部，在当时是江苏省的第一个支部。姚佐唐任支部书记，委员程圣贤、黄钰成。

　　三、商丘早期党的基层组织创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了“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可见党在成立之初就已积极推进工会组织建设，这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工人阶级、发动工人运动、推进民主革命提供了基本实现路径。 中共一大召开后，工作重点放在了领导工人运动上。因此，中共党组织在商丘各地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和党组织以工人和工人党组织为主。

　　1921年11月20日至26日，陇海铁路工人在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领导下，胜利地举行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首次大罢工。经过罢工战斗洗礼的商丘车站工人，不仅看到了团结的力量，而且意识到阶级的使命，亲自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在罢工中涌现出的程圣贤、王连陛等工人领袖，更是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所以，在商丘车站建立党组织，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12月初，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巡视商丘车站。“在建立车站工会后，罗章龙又介绍程圣贤、王连陛、姚鼎三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商丘车站党组织，负责人程圣贤。”(《中国共产党商丘历史》第一卷第20页)“至于当时是称党支部或党小组，因时间太长了，我已记不清楚，现在硬说成是党支部或党小组不好。”(《商丘市党史资料选编(1921-1949)》第277页《关于商丘车站工会、党组织的建立问题——再访罗章龙同志》)。

　　商丘车站党组织建立后，处于秘密状态，通过工会团结广大工人，在陇海路总工会的领导下，进行不同形式的维护工人权益的斗争。1922年1月15日，陇海铁路工人代表在开封举行首次代表会议，选举组成陇海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商丘车站代表程圣贤、王连陛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商丘车站党组织选派两名代表，以陇海铁路商丘工会名义，列席了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声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商丘历史》第一卷第21页)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商丘党组织停止活动，党员分散隐蔽。1927年5月，在全国大革命风暴影响下，豫东各地党组织恢复了活动。“这时经上级党的介绍，中共商丘县党支部负责人徐华章、叶成宪等，曾多次赴朱集与商丘车站党及工会组织联系和商讨工作。7月，大革命失败后，商丘车站党组织和工会仍坚持隐蔽斗争”。(《商丘市党史资料选编(1921-1949)》第19页《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商丘市的活动大事记》)。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中国共产党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北伐战争上。所以共产党“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上;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1926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作出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和红枪会决议案。中共豫区委为广泛开展农民运动，一方面号召一切革命者应该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让他们很快的明了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很明了的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另一方面，在派人下乡组织农协的过程中，强调要做好红枪会组织的联盟工作，提高会员觉悟，促成各地红枪会大联合。河南党组织十分重视睢县的红枪会，在派员来睢县发展组织、建立农民协会的同时，注意对红枪会的教育和争取工作，通过农协会把红枪会员组织起来，使之成为反军阀的革命力量。(《中共睢县党史》1925-1949第25页)”1925年11月，中共豫陕区委派萧人鸪到睢杞太地区领导农民运动，郭景尧与萧人鹄一起到他的家乡开展工作，举办农民夜校，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着手进行建党工作。在夜校中一些贫苦青年农民迅速提高了阶级觉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郭景尧、萧人鹄就先后介绍了郭庭襄等12名青年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商丘历史》第一卷第31页)1926年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成立了中共郭河村党支部，隶属于中共杞县特支(后改为中共杞县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这是商丘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商丘车站党组织和中共郭河村党支部都是中共商丘早期党组织。根据全国中共早期基层党组织的创建情况推断，商丘车站党组织是党支部或党小组都有可能。再加上商丘车站党组织的发起人罗章龙的回忆，妄断商丘车站党组织是党支部还是党小组，都是强加于历史的，是不尊重历史、不客观的。如果仅仅凭着中共二大、四大党章中对基层组织的要求，不顾历史史实的动态研究，没有对商丘早期基层组织进行充分论证，执意将中共郭河村党支部当做是商丘市第一个党支部，笔者是不赞成的。

　　注释：

　　参考文献和书目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中国共产党河南组织史》

　　《中国共产党商丘历史》第一卷

　　《商丘市党史资料选编》(1921-1949)

　　《中共睢县党史》(1925-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