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洁：父亲的抗战岁月——回忆父亲李东成

　　作者：李玉洁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八十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中华大地，嗜血成性的日本侵略者采取最野蛮的法西斯手段，对我无辜同胞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做。人民群众颠沛流离，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此情况下,为了抗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拯救敌战区人民，中共鲁西南地委决定在商丘、开封之间建立敌工站，了解和掌握陇海路沿线侵华日军的动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9年7日，父亲在冀鲁豫随营干校学习半年刚刚结业，中共鲁西南地委委派中共曹县县委书记袁复荣找父亲谈话,讲明当前形势，决定派父亲去柳河火车站建立敌工站,并认真细致地帮父亲分析了在柳河建立敌工站的有利条件。一、柳河是个小站，不被敌人重视且距商丘较近。二、父亲原籍山东曹县，但长期在柳河居住读书,情况熟悉。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相当一部分亲朋和同学，便于开展工作。谈话结束后父亲便整点行装离开部队,告别朝夕相处的首长和战友，带着党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踏上征途。

　　父亲到了柳河就住在我姑父家,姑父赵自禄怕父亲暴露目标,便介绍他去柳河煤场当店员,有利于隐蔽。但因拴得过死，无法开展工作,组织上考虑到这种情况,便拿出六、七块银元在柳河开了一座小型旱烟店,因为旱烟需从山东曹县进货,有利于同上级经常保持联系,这就给父亲更好的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父亲首先和小学时期的挚友杨敬信、冯建鼎取得联系，发动他们联系更多的民众抵御外患，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迅速在柳河站住脚、开创抗日新局面，经他二人的介绍,很快和柳河一带的吕培成、逻岗的冯万选取得了联系。这两个人都曾是联防队的头目,在当地颇有影响，有人有枪,都有抗日的行动,经过工作，他们愿意和父亲一起抗日。在征得组织上同意后,由冀鲁豫支队二大队出面,委任冯万选为陇海铁路第一支队司令,吕培成为二支队司令。由于这些抗日的武装缺乏工作经验，乡土观念流寇思想严重,习惯于那种夜来明散的打家劫舍,不愿意接受党的纪律约束，自行其事，于1942年被日本抓获，杀害于柳河。

　　在这以后，父亲和小时的同学、民权孙六口李瑞同取得了联系,在孙六口建立了联络点。1940年春，通过李瑞同的关系,同伪和平救国军中的李宗儒和李宗孔取得了联系，并在地方上发展进步青年杨天保、胡立本、李友得、丁忠兴、李思圣等人在孙六口联络点领导下开展活动。1940年底，在柳河建立了党支部，父亲任支部书记,张清其任组织委员,胡立本任宣传委员,属冀鲁豫三分区领导，并经其介绍认识和争取了张盛太部的中队长李基堂于1940年率部起义。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一批爱国青年先后奔赶鲁西南军分区参军。

　　当时，驻扎在民权林七的伪和平救国军杨家文部经常对老北关、王桥等地进行骚扰，但在冀鲁豫支队的第五大队的严厉打击后,对八路军非常惧怕。根据他们这一心理状态,父亲首先向五大队政治部主任李一非提出争取这部分人的打算。在征得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司令员同意后，父亲带着杨司令员写给杨家文的亲笔信，去杨部驻地谈判。提出下列条款:第一，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第二、即便不打日本人，也不准在我解放区边沿地带活动，要把队伍拉到菜油坊以南。第三，不准在老北关催粮要款。杨家文对父亲们所提条款件件依从,表示共同抗日,并当即把部队拉往菜油坊以南,还给杨得志司令员复了信,表达了上述态度。由于该部队实际军权并未掌握在杨手里,后来投靠了张岚峰部,但杨团中受我们影响较深的丁忠兴、李思圣等趁机拉出,投降了我们部队。

　　为了更有效地加强和开展柳河敌工站的工作,又在柳河把赵自禄、王文明、张培元等人团结在我们周围，为我党提供情报。1942年后,为了更及时地掌握日军军事活动情况，并为我过路人员提供方便,经报请组织让赵自禄充任伪柳河区长，张培元任伪护路团长。为便于开展工作,组织上为敌工站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活动经费。

　　在建立柳河车站敌工站和民权孙六口联络点的同时，于1939年底通过在宁陵县城的同学联系，很快在县城建立了另一个联络点,先发展赵忠仁、陈寇芳(陈英)，1943年又发展了王允治(王巨夫)、宋大德、范友信、郑树永等人。县城联络点的任务主要是：了解敌伪军的武器装备人员配置等情况，传送和购买解放军所需物资，如药品、纸张、蜡纸等，散发宣传品并在伪军政人员中做好策反工作,为敌工站搞“良民证”。在爱国青年和学生中做抗日宣传,尽可能多的把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各界人员团结在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联合抗日。为了更准确的掌握敌伪军动向，组织上有意识地让赵忠仁设法打入敌伪警察所,他利用合法身份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3年秋，接冀鲁豫军区敌工站通知，让我父亲在柳河接送四名从太行山区过来的干部去山东曹县王场村。完成任务的两天后,王场驻军遭敌人暗算,受到很大损失,这四名干部又碾转回到柳河,被柳河警察所长兼队长李玉显部下抓获。经盘查他们四个人说和我父亲

　　认识,李玉显当即找到父亲询问此事,父亲当时镇定自若，心里想：如果说不认识,这四位同志可能遭敌人杀害,如说认识,又怕暴露身份,于是父亲急中生智，告诉李玉显,这四个人我并不认识，但他们和我一个本家爷们认识，他就是五分区司令员李东潮(实际并非本家)。你要想立功，就去报告日本人，你要够朋友就放了他们。结果李玉显把他们放了，还为他们四人办了良民证。不久李东潮司令员得知这一消息后还专门致信李玉显表示谢意。

　　经过这次和李玉显的接触,他也深知父亲并非是个卖旱烟的小商人，父亲也趁此机会和李玉显频频接触，向他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说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决不会长久，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必胜，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死心踏地为日本效劳,决没有好下场，李玉显也是深明大义，表示自己是个中国人,决不会做出损害中国人的事。自此李玉显凡是能够了解到有关日本侵略者的情报都主动向敌工站汇报,并协同赵忠仁设法从敌人那里为我们搞了10箱子弹(每箱500发)，并在1946年7月在我军突击陇海路之时，把一个连的l6支枪包括他个人使用的手枪一起交给赵忠仁，转送给冀鲁豫五分区十四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无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斗争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公然把抗战果实据为已有,同时撕毁“双十协定”，大举向我解放区反扑。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为了随时准备投入新的战斗，父来遵照陇海路工委书记李冠卿的指示，对县城联络点的工作,作出新的部署。一、要认清当前形势，丢掉幻想。二、要继续隐蔽下来,准备同国民党反动派做长期的斗争。三、要团结和教育进步青年,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继续为党工作。不久赵忠仁便通过关系打入刘子固的保安团内部,县城联络点工作交由王允治负责。

　　1945年8月29日，李东成受冀鲁豫五分区政委刘星派遣，和分区敌工站外勤联络股长薛垂绅一起带着分区首长的信和一坛酒，前往商丘侵华日军第十四旅团驻地进行谈判，劝说日军向八路军缴械投降。日方参加谈判的除旅团长森下少将外，还有两名少佐和一名中尉。李东成二人向日方讲明道理：苏联出兵后，我军已经收复东北，现在到处是我们的军队，投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如果向我们投降，除军用物资外，个人财产允许你们带走并由我军负责护送，否则后果自负。当时森下答复：没有天皇的命令，我们不敢到贵军驻地投降。此次劝降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日军送给我方一批子弹。在商丘火车站，李东成结识了车站装卸工人贾同异，了解到商丘的国民党专员公署和暂编第十一师的番号、兵力、武器和驻防情况，李东成将情报绘成图纸。李东成带着四五千发崭新的三八式子弹和大量情报，送到鲁西南解放区，得到司令员赵基梅和副司令员宋丽华的高度赞扬。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由于父亲在部队很忙,是姑姑来我家帮妈妈照顾我们，姑夫给我们辅导功课。姑夫给我们讲过一件趣事:“你们的爸爸在老家,可有名气了,十里八庄的人都知道他，特别是地主老财们，一提起李东成都吓的要命,那一年天旱收成不好，咱们老家的地主还照旧剥削那些农民,收粮收税,农民叫苦连天。我得知此事，就让人装办成爸爸的样子在铺子里走来走去，还放出话说李东成来了，那些地主老财知道了，吓的不敢在让农民多交粮税了。”

　　1958年父亲转业，我们一家人在天津定居了。有一天孙叔叔来我家和我们讲起了父亲的当年。他说: 你们的爸爸那时可威风了!骑着大马挎着盒子枪让日本人投降。趁爸爸休班在家，我和妹妹哥哥们缠着父亲讲劝降日本人的事。哥哥问:“爸爸你和你的战友是架着战斗机和开着坦克到日本兵营吗?”父亲笑着说:“不是。那时日本已经投降了，看见我们来了都鞠90度的躬。我们不开飞机也不开坦克，那时我们还很穷，我们有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给我们运武器。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我们都很勇敢，从日本鬼子那夺他们的好武器,所以把他们打败了，赶出了中国!”。

　　2023年5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参观了宁陵县柳河破击站纪念园，我静静地看着他的半身塑像，他那端庄的面庞，宁静的眼神，嘴角那一丝微笑是多么坦然。多少年过去了，他的老战友老同事都已作古，走完了他们奇特坎坷的一生，但是父亲和战友们在抗战时期不畏强暴、坚韧不拔的英勇斗争，彰显着伟大的抗战精神，将激励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是时代的楷模，国家的荣耀，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沿着他们的足迹奋勇前进。